论地域文化的区域性论地域文化的区域性张士魁地域文化，做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我国尚属空白区。但令人高兴的是，这门学科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已经起步了。诸如“关东戏剧”这一口号的提出。表明了理论家对于建立关东戏剧这一地域文化理论研究的浓厚兴趣；其中的《关东戏剧刍议》（肖羽）、《漫谈关东戏剧与文化土壤》（田子馥）、《地域审美初探》（关德富）、《关东戏剧的必由之路》（宋存学）以及由李文华（《戏剧文学》主编）主持召开的以“拓荒者的聚会”为题的关东戏剧讨论侧记等，就关东戏剧的内涵、渊源和现状等多方面，提出许多具有学术价值和令人深思的问题。文化所呈现出的地域性总是以其区域性为特征的。国外的理论家通常把亚洲地区的文化称为“东方三大区域”—即“阿拉伯文化区域”、“印度文化区域”、“中国文化区域”。这种世界性的文化区域划分，还可以从欧洲地区文化中看到，如“就民族学角度来看，欧洲音乐扎根于三个文化区域。它的确切分界还不肯定。北方有斯堪的那维亚区域，西方有凯特尔区域，南方则为地中海区域。北方区域的特点是大调音乐和对复调音乐的偏好，西部区域继承着五声音阶旋律，南部区域则以强烈的自然音阶为特征，是高度发达的器乐和理论文化”。有关我国地域文化中区域性划分，国外理论家也有其论述，如阿伦.斯莱舍认为：“汉族文化是在国家东部三个文化区域发展起来的，因为汉族文化大部分集中在黄河下游、长江下游流域以及南方沿海区域，形成了我们所谓的三个文化区域”。我国“早自新石器时代起，中华大地上存在着三大考古文化系统和民族系统，即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系统和氐羌民族系统；长江中下游和东南沿海地区的青莲岗文化系统和濮越民族系统；北方草原地区的细石器文化系统和胡民族系统”。这种大范围的考古文化系统，覆盖着各自的民族、部落、部落联盟的文化，它并不是某个单一民族的文化；而是宏观的、更大范围的具有某种相关联、共同特征的共同体文化。我国的三大考古文化系统，以其地理特征揭示了各自不同的地域文化的划分。史学家陈永令认为：“在中原地区，黄河中、下游的以彩陶为特征的仰韶文化和黑陶为特征的龙山文化，主要是古代汉族祖先农业经济的文化”。“其地理特征为黄土高原、大山、沙漠、草原、高寒地区。青莲岗文化系统的分布范围是长江中、下游、黄淮下游、东南沿海以及渤海湾周围”。关于北方细石器文化系统的分布，史学家翁独健认为：“在北方，主要是长城以北，从东北沿蒙古草原到西北的宁夏、甘肃、新疆以至藏北高原，以细小打制石器为特征的细石器文化，是北方新石器时代的主要文化。它们的特征一致，地域相连，统一构成了我国北方草原、沙丘、高原地带从事游牧和狩猎的古代民族的文化”。国外的理论家们所谓的汉族三个文化区域，其中的黄河中、下游文化区域，显然是源于仰韶文化系统和氐羌民族系统；其中的东南沿海文化区域和长江中、下游文化区域，则源于青莲岗文化系统和濮越民族系统。我国三大考古文化系统和民族系统，经过长期的相互不断的交往、不断的接触和融合，逐渐形成了我们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华民族整体及其光辉璨烂的传统文化。其中的北方细石器文化系统和胡民族系统是我国优秀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是说，在我国的汉族三个文化区域之外，尚有诸多的少数民族聚居区所形成的各自文化区域。如关东地域文化区域、关西地域文化区域、内蒙古草原游牧文化区域以及新疆、西藏、大西南等地域文化区域。拙文《从文化地理中探索吉剧音乐的发展道路》中，曾引用了萨波奇.本采的一段话：“控制人类的主要法则可以从地表的山岳水域分布中求得。因此首要的是考虑世界上山系和水系与文化产物的发展的关系”（注8）。他认为，山是拦阻或保存文化的，而水则是传播和扩散文化的。我国的文化区域往往是与“水”发生着密切的联系。东方文化区域和欧洲文化区域也往往如此。如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和东南沿海所形成的三个文化区域，都与“水”紧密地联结在一起。又如爱琴海培育了古希腊文化、恒河流域成为印度文化中心、幼发拉氐河流域是阿拉伯文化的摇蓝等等，这些文化现象再次让人们联想到与“水”的紧密联系。当然，草原与高寒地带也有其地域文化的区域，川泽湖泊依然是该地域的文化中心地带。如果采用“水的文化”这一概念，能够客观地反映出地域文化特征及其规律的话，那么关东大地上的松花江流域、辽河流域则是孕育关东文化的绿洲。或者说，关东文化扎根于松花江流域、辽河流域两个文化区域。松花江发源于长白山天池，流经吉林、黑龙江两省，注入黑龙江，全长1480公里。令人感兴趣的是，松花江名称的历史演变恰好成为吉、黑两省各民族文化和发展的历史印证。据史料记载，松花江在汉魏时代被称为“弱水“，《尚书.禹贡》云：”导弱水至于合黎，余波入于流沙“。北魏时代称”难河“，《魏书.乌洛候传》载：”其国西北有完水，东北流合于难水，其地小水皆注于难，东入于海“。唐代称”那河、粟末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