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的纯文学性纯文学，是汉语词汇，包含三种含义，第一种是与古代“文学”概念相对的现代独立的文学学科观念;第二种是指与工具论文学观相对立的自律的审美的文学观;第三种是与商业文化相对抗的文学观。对于人类精神的深入探讨不断揭示了精神王国的面貌，在世人眼前展示出一个崭新的、陌生的、难以用世俗语言表达的、与我们用肉眼看到的小世界相对称的广大无边的世界。纵观整个文学史，文学沦为附庸的时候不在少数，比如，在抗战时期的左联文学，文革时期的文革文学都将文学作为了政治的附庸。纵观汪曾祺的所以散文，几乎未曾涉猎政治问题，更不曾出现过一篇为政治歌功颂德，对政府大加吹捧的文章，而正是这点，使得他同他的老师沈从文一样，在建国到八十年代当中始终被排除于主流文学之外，不曾获得更多发表文章的机会。从1980年8月改定受戒到第二年的8月，汪曾祺发表的小说就有十多篇，岁寒三友、寂寞和温暖、晚饭后的故事、大淖记事、七里茶坊等。这些小说有一个共同的倾向――与社会大动向无关，而都指向一种“被美化了的生活”。“‘美化’生活就是他那个时期的‘创作主旨。’”这与“传统”或“正统”的小说观念是相悖的，是一种彻底的逆反和颠倒，呈现出“非功利性的主题、非重大性的题材、非典型性的人物、非时代性的格调”的特点。这是对“十七年”文学所确立起来的文学规范的一次脱离，但“其意义远远不止是‘十七年’很流行的那句‘推陈出新’的倡导所能包容的，这是对沿袭多年(不限于‘十七年’)因而难免陈迹斑斑的传统和正统的小说观念(而其实质乃是文艺观念)所进行的一次试探性地冲击和小心谨慎地较量。”虽然只是通过一篇小说表现出来，但这种“微弱”的较量所带来的却是“天翻地覆”，其实是对新时期文学观念的一次“受戒”，使新时期的作家们开始在文学创作上向“美学规律”靠拢和回归。汪曾祺在四十年代萌芽，并成熟于80年代的“现代文学传统”对于“新时期文学”是有“激活”作用的，引领了一场小说的革命。“在八九十年代的中青年作家中，曾经受惠于汪氏小说资源的，何止是王安忆一个人(我记得格非也曾谈到汪氏对他的‘影响’)。”当时的王安忆和格非等人，便是把汪曾祺的小说当做一个“文学范本”来看的。若真要为这一文学渊源列出一条线索的话，可以上溯到废名、沈从文，下推到钟阿城、贾平凹、何立伟、王阿城等作家，后两者对“师承汪曾祺所表现出来的自觉态度和虔诚精神，更加坦率和公开”。另外，汪曾祺小说中的“回忆”因素成为诱发“寻根文学”产生的一个重要因素，作家李陀在一次采访中说：“汪曾祺的受戒，以及后来的异秉、大淖记事的出现，对‘寻根文学’的出现有很大的作用。”他还在意象的激流一书里把汪曾祺比作一只“寻根小说”的头雁，虽然“寻根文学”的出现并不止这一个原因，但汪曾祺无疑是一个“先兆”。汪曾祺穿梭于中国文学两个时期所持有的一种不变的传统便是他在40年代所接受的“纯文学”观念。“纯小说”的说法最早见于中国文坛大约是在盛澄华试论纪德一文中，要求取消小说的情节、结构等一切非小说的部分。这个概念源自纪德的小说伪币制造者。在所谓的“纯小说”中，一切小说题材中既有的元素――情节、对话、人物――在纪德看来都是“应该舍弃的”。汪曾祺的小说观念是“希望纳外来于传统”，他在40年代正是借助纪德诗与哲学结合的小说来探究“纯小说”，开始他关于现代小说观念的思考的。那么汪曾祺所谓的“纯小说”又是什么呢?在“新时期”对于“纯小说”到底有些什么新的看法和理解呢?这就要我们回到汪曾祺的小说风格中去探讨。“我的一些小说不大像小说，或者根本就不是小说。有些只是人物素描，我不善于讲故事。我也不喜欢太像小说的小说，即故事性很强的小说。故事性太强了，我觉得就不大真实。”从这段话汪曾祺的“纯小说”观念带有一种文体创新的性质，是在综合了小说、诗歌、散文等各种文体特点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种全新的短篇小说模式，这被他称为“新的小说”，与以往的小说形成一种对比。这种观念在受戒里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叙述的散文化倾向;二是语言指向一种意境、氛围，而不是去描摹所要表达的对象。他认为局限于小说的情节、人物、环境描写的思路只会毒化、窒息小说的发展。“一般小说太像个小说了，因而不十分是小说。我们宁可一个短篇小说像诗，像散文，像戏，什么也不像也行，可是不愿意它太像个小说，那只有注定它的死灭。”汪曾祺通过自己的文学实践，在80年代初期的文学史上发挥了“标杆式”的作用，使沉寂了多年的“纯文学”的探索终于从“十七年”文学的泥淖中重新发展起来。但是这种“纯小说”从思想的严肃性上来说偏于“轻浅”，这样的作品虽然有助于体现文学创作“多样性”的繁盛局面，但是小说的“主旋律”是不可能让这类小说发展得过于旺盛的，所以“汪曾祺对新时期的小说‘影响’愈‘深’，就愈暴露出与文学史相悖的趋向”。但也正是这种“相悖”才确立了汪曾祺在文学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