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的“纯小说”创作汪曾祺是一位跨越中国现当代文坛的文学巨匠，他的创作对中国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现代小说高峰的到来有着潜在的影响，对新时期的寻根派、先锋派小说也起着一定程度的先导作用。“一个作家的风格总得走在时尚前面一点，他的风格才有可能转而成为时尚。追随时尚的作家，就会为时尚所抛弃。”⑴汪曾祺创造的时尚，很重要的一点即对“纯小说”创作观的提倡和实践，它促使当代文坛从注重意识形态观念化的影响向对文学艺术自身关注的转变，为中国当代文学品格整体提升奠定了基础。一、汪曾祺“纯小说”创作观的形成1939年夏，汪曾祺辗转考入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40年代的西南联大校园受到20世纪西方小说观念变更的强烈冲击。对汪曾祺的创作影响最大的是卞之琳的译介文学。任教于西南联大的卞之琳在写于1943年的纪德和他的<新的粮食>一文中阐发苏台(PaulSouday)的话说：“苏台在他的纪德论一书中讲到浪子回家一书是纪德的最美的一本书，说它是诗与哲学的结合，其实纪德的每一本书都是诗与哲学的结合。”⑵汪曾祺在40年代正是借助纪德诗与哲理结合的小说来分析“纯小说”，开始他关于现代小说观念的思考的。纪德所谓的“纯小说”是指：“取消小说中一切不特殊属于小说的成分。正像最近照相术已使绘画省去一部分求正确的挂虑，无疑留声机将来一定会肃清小说中带有叙述性的对话，而这些对话常是写实主义者自以为荣的。外在的事变，遇险，重伤，这一类全属于电影，小说中应该舍弃。即连人物的描写在我也不认为真正属于小说。”⑶纪德这种文学思想，对汪曾祺的文体观念有不容置疑的影响，不仅在20世纪40年代，而且在其80年代复出后的作品中有鲜明的体现。在这所谓的“纯小说”中，一切小说体裁中既有的元素――情节、对话、人物――在纪德看来都是“应该舍弃”的。汪曾祺也同样认为“许多本来可以写在小说里的东西老早就有另外方式替代了去。比如电影，简直老小说中的大部分，而且是最要紧的部分，它全能代劳，而且比较更准确，有声有形，证诸耳目，直接得多”⑷。汪曾祺主张小说应该借鉴诗歌、散文以及戏剧的成分，力图为小说“改一改样子”，倒是使他的小说观念呈现为一种可以效法的兼容性，他对于诗与散文成分的强调正是试图为小说赋予一个更宽泛的尺度，从而为诗化小说的形式确立观念基础。英国文学家弗吉尼亚・伍尔夫的文学观对汪曾祺现代小说观念的影响也不容置疑。伍尔夫在论现代小说一文中对传统小说中所表现的“生活”发出质疑，认为为了证明故事具有生活的逼真性所花费的大量劳动，不仅是一种浪费，而且还由于错置而导致晦暗和遮蔽住了思想的光芒。她认为：透过表象，生活似乎远非“就是如此”。二、汪曾祺“纯小说”创作的表现形式汪曾祺的“纯小说”创作现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传统小说的创作程式，在艺术上进行大胆的尝试和探索。他不追求真实生活世界的工笔描绘，不注重人物的塑造及悲喜剧的效果，更不着重故事情节的渲染，一反小说必须有一定情节，向心结构和中心人物的特点，追求艺术上的“淡”与“散”，即不追求情节的曲折离奇，也不追求结构的严谨，以散文结构和自由灵活的笔法追求志高境界。其一，人物描写的散文笔法一般地说，小说的任务就是塑造人物形象，而人物形象的塑造主要是用事件来完成的。而汪曾祺在人物描写上，打破了传统小说描写人物的方法，将散文的写作手法移植到小说中来，他不强调故事情节的环环相扣，设置悬念，而重在人物性格的刻画，他的大部分小说中的人物性格是鲜明的，但却不能一一说出人物的来龙去脉。例如落魄中的扬州人，鸡鸭名家的余老五、陆长庚，他们的身世、遭际和结局，谁也说不清。但他们的性格却是那么栩栩如生。这要得力于作家充分运用了他那表现力极强的叙述语对人物性格作精凿细刻的描写，使读者一开始就有了一个难忘的印象。这些叙述语的部分就是散文笔法。在这基础上再辅之以简练传神的对话。他小说中的对话一般是不多的，不是人物之间的简短的直接对话，就是那么一句戛然而止。人物对话几乎和戏剧中的台词一样，具有内在的动作性。汪曾祺人物描写通常从人物各自的人生寄寓，喜怒哀乐，各自独特的意识和品格中表现其形象，使“每一个都是一个整体，本身就是一个世界。”这种写法与他的作品缺少集中讲故事，具体的情节，与“纯小说”观念一致。由于没有中心时间和一个围绕中心设制的结构，就使人物失去了凝聚力，这是散文笔法描写人物的一个方面。在集中描写一个人物时，作家还有一个较突出的特点，就是先概括介绍，接着是较具体的解释，所写的事件也很少是生动的，构不成情节。这样写出的人物俯拾皆是，以詹大胖子、李三比较典型，詹大胖子日常要做的事，就是摇铃、打钟、剪冬青、浇花、扫树叶、烧水、印卷子、送成绩单、卖糖。先说“詹大胖子很坏”，这是抽象介绍，后面则是较细地说明;写李三，先概括介绍李三是地保、更夫、庙祝职责的情况和他日常生活。采用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