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在主流之外一、什么是十七年文学中的“非主流文学”？答：在50年代到70年代，文学主张和文学创作的统一性是这个时期文学的总体面貌。但在某个时候、某些作家那里，时或有偏离规范的“异端”现象出现。本时期的那些偏离、或悖逆主流文学规范的主张和创作，就是“非主流文学”。这一概念是在如下的含义上使用的：第一，他是相对于不同阶段的那些被采纳、被肯定、被推崇的主张和创作而言，是个“历史的”概念。第二，“非主流文学”在一个高度一体化的文学语境中，处于受压制的地位。第三，“非主流”的“异质”文学的出现，在50年代到70年代，呈现为“阶段性”的状况。二、“百花文学”的概念是什么？在创作上有那些成就？答：1956年至1957年上半年，文学思想和创作出现了一些重要的变革。这在当时的“社会主义阵营”中，是带有普遍性的现象。在中国，毛泽东在1956年5月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给潜在于各个领域的的强大的变革要求以推动和支持。文学界遂出现了突破僵化教条的、类乎当时苏联文学的那种“解冻”，这股文学创作思潮被称作“百花文学”。主要成就有：刘宾雁的特写《在桥梁工地上》，王蒙的短篇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短篇小说《办公室主任》（李易）、《田野落霞》、《西苑草》（刘绍棠）、《芦花放白的时候》等。三、什么是所谓的“象征性叙述”？创作上有哪些成就？答：反右派运动之后，政治、经济、文化“大跃进”的浪漫主义运动，带来严重的经济危机和文化问题。60年代初，被迫实行全面的“退却”式的“调整”。国家对社会生活和文化领域的控制也有所放松。在这种情势下，文学的多样化的要求重新提出。一些作家在1957年受挫的批判精神，和对自由意志的依恋，又有所萌发。在创作上，这一回却主要呈现在一些“老作家”的写作上。他们有陈翔鹤、孟超、田汉、冯至、黄秋耘，以及历史学家吴晗、邓拓等。这些作家的创作（小说、戏剧、杂文等），大都不是直接触及现实生活，他们从历史故事、传说等取材，来融入作家的现实评价。这种创作现象，可以称为象征性或“影射性”的叙述。主要成就：1961年的8、9月间，邓拓在《北京晚报》上开辟“燕山夜话”的随笔、杂感专栏。到次年12月，共得150余篇。61年的9月，邓拓还与吴晗、廖抹沙一起，以“吴南星”的共用笔名，在中共北京市委的理论刊物《前线》上开辟“三家村札记”的专栏。这个时期的历史小说、历史剧，主要的有：陈翔鹤的短篇小说《陶渊明写<挽歌>》、《广灵散》、黄秋耘的短篇《杜子美还乡》、《鲁亮侪摘印》，冯至的短篇《白发生黑丝》，田汉的《谢瑶环》（京剧），孟超的《李慧娘》（京剧），吴晗的《海瑞罢官》（新编历史剧）。第十一章散文结合作品比较十七年三大散文家的创作个性一、在个人气质和创作态度上，杨朔更多展现了一种诗人的气质，将散文当诗来写。而刘白羽则更像一个战士，把散文当作自己战斗的武器。至于秦牧，它具有学者的风度，在散文中无所不谈。二、艺术手法上1、在选材上，杨朔善于托物言志，以小见大。刘白羽侧重于选取壮美的景物和富有象征性的事物。秦牧的选材则是丰富多彩，涉笔成趣。2、在构思上，杨朔善于从平凡的事物中提炼诗意。刘白羽习惯从纵的方面机你姓女冠联想。秦牧则能触类旁通，左右逢源。3、在语言上，杨朔的语言清新委婉。刘白羽的语言刚劲绚丽，气势雄浑。秦牧的语言自然亲切，讲究文采。4、在抒情上，杨朔的抒情堪比一座园林，精致巧妙，又宛若天成。刘白羽的抒情好像一团烈火，热情奔放。秦牧的抒情则好似一座花城，花团锦簇。第十二章戏剧一、简答十七年话剧的发展情况。答：1949－1950年：热情高于艺术，思想大于形象主要任务是戏曲的推称创新。老舍《龙须沟》。1950－1957年：“第四种剧本”1958－1962年：历史剧郭沫若：《蔡文姬》、《武则天》田汉：《关汉卿》《文成公主》二、名词解释第四种剧本：1956－1957年出现的区别于概念化、模式化的工农兵生活的“三种剧本”（当时流行的“工人剧本”――先进思想和落后思想的斗争；“农民剧本”――入社和不入社的斗争；“部队剧本”――我军和敌人的军事斗争的模式）的另一种剧本，从实际生活出发，从人物出发，对题材禁区进行突破，表现人物的真实情感或生活的“阴暗面”，代表作品有海默《洞箫横吹》，杨履方的《布谷鸟又叫了》，赵寻的《人约黄昏后》等。三、十七年历史剧创作情况四、《茶馆》的思想内容与艺术特色。第十八章80年代初期的小说一、名词解释伤痕文学：70年代末80年代初出现的文学概念。“伤痕文学”提法的出现，直接起因于揭露“文革”的灾难，描述知青、知识分子、受迫害的官员在“文革”中的悲剧性作品的大量出现。由于80年代初的作家都是“文革”的亲历者。因此，有关“文革”的写作，又可以看成是亲历者对历史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