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马行空的讲故事的人——浅析莫言小说特色2012年10月11日，瑞典文学院宣布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是中国作家莫言，消息传开之后国内像是炸开了锅，莫言获得诺贝尔奖的原因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香港岭南大学中文系许子东教授在一篇文章中写到，华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有六个原因：第一，要写乡土；第二，要用现代主义技巧；第三，要写HYPERLINK"http://www.soso.com/q?site=book.qq.com&cid=w.q.book&ty=diary&w=%CE%C4%B8%EF&searchwhat=%CE%C4%B8%EF&searchtype=5&Submit=%CB%D1%CB%F7&type=&key="\t"_blank"文革；第四，要有不同政见，批判政府；第五，要有好的英文、法文、瑞典文翻译；第六，要在中国以外获奖或有好评。许子东教授将此戏称为六个“幸运号码”。莫言的作品确实正中这六个“幸运号码”——莫言的许多代表作都以黄土地为背景，运用现代主义技巧手法和魔幻现实主义来描写风土民情，抒发“怀乡”、“怨乡”情感的作品行列之中，也不乏批判文革时期的作品。莫言作品有好的翻译团队，美国汉学家葛浩文等高手一直在翻译他的书，并且非常努力地推介到英文世界中去。同时，他在海外也获得过奖项，曾获美国2009NEWMANPRIZEFORCHINESELITERATURE纽曼华语文学奖。通过六个“幸运号码”分析了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原因，作为中国人，我对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颇感自豪。但同时，我也是困惑的，为什么许子东教授将“要写乡土”列为“幸运号码”之首？而莫言的乡土小说与其他乡土小说作家究竟有什么区别，从而使他摘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桂冠？外国人最熟悉的中国作家，首屈一指的应当是鲁迅。鲁迅笔下被束缚得奄奄一息、行为举止怪诞荒唐的中国人在上个世纪给西方世界留下了最为深刻的印象。而鲁迅作为20世纪中国新文学的奠基人，对乡土小说的萌芽、发展做出了意义重大的贡献。我们能否大胆猜测中国作家最为西方世界所知的，至少最为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所知的，应该就是以鲁迅、沈从文等为首的乡土文学了。正如台湾作家龙应台给莫言的贺词：“最泥土的人最国际。”乡土小说蕴含着特定的文化历史内容。北大教授严家炎曾经说过：“乡土文学在乡下是写不出来的，它往往是作者来到城市后的产物。”中国乡土文学存在着两个最基本的思想方向。一个是思想的批判，也就是以现代性的启蒙思想来批判乡村社会。现代思想的视野充分映照出乡村社会的落后和蒙昧，因此，乡村迫切需要现代文明来启蒙和批判。体现在乡土文学中，是对乡村的愚昧和黑暗作集中的展示，对其表达同情的悲哀和批判的愤怒。另一个是批判的思想，就是将乡村作为一种文明方式，以之来反思和批判现代文明。在这一视野里，乡村文明呈现的是比现代城市文明与人类更为和谐的精神面貌，作家们也借对乡村文明的讴歌书写表达对现代文明发展的批判。这两种思想倾向，都有其存在的理由，具有自己的存在价值。就对乡村的批判思想而论，由于长期的经济和文化上的落后，中国乡村确实比其它地方要更为贫穷，对它进行思想的启蒙是促使它迈向现代社会的必要过程；同样，从文化角度思考乡土文化的意义也有其合理性。人类文明正在经历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过渡，现代文明在赋予人类富庶物质生活的同时，也对其精神世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社会伦理、人性人情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异。乡村生活处于文明发展相对落后的阶段，自然保持有较质朴的人性以及和谐的自然关系。乡村社会确实具有对现代文明进行反思的批判价值。有着中华传统文明深厚积淀的乡村与以城市为表征的现代西方文明构成了文化冲突上两种差别巨大的生活环境。乡村有着中华传统文明的深厚积淀，与以城市为表征的现代西方文明构成了文化冲突，是最能体现中国当下社会历史发展的状况的载体，也许尽管时代在变迁，中国文学的文化土壤，在“世界”看来仍是乡村。当然，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偏爱中国乡土文学，也与诺贝尔文学奖终身评委、瑞典汉学家马悦然一直不遗余力的译介有关。马悦然最钦佩的中国作家是“中国乡土文学之父”沈从文，1987年就将《边城》翻译为瑞典文出版。1998年沈从文去世让他特别惋惜，他多次公开表示，当年如果沈从文健在，一定会获得诺贝尔奖。他甚至为此多年力争，希望说服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能颁奖给已去世的作家。在当世的中国作家里，马悦然最欣赏莫言。那么，莫言的作品魅力何在？在此，我只能浅谈莫言小说的特色，莫言的作品我只看过《红高粱》，但我觉得《红高粱》已经具有相当大的代表性。以“性”和“暴力”为创作的主要内容莫言的文本世界充满着对性和暴力的执着呈现。与同时期先锋作家相比，莫言作品中的性与暴力是来自人的原始本能，是强悍的生命力的体现，充满着原始的张力与激情。在莫言的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