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恩斯——资本主义的救星2012年07月30日来源：《经济观察报》作者：苏琦1933年2月27日，柏林发生“国会纵火案”，媒体的注意力全被吸引了过去。凯恩斯写给《泰晤士报》的关于“通向繁荣的手段”的系列文章被推迟发表了。希特勒上台的梦魇终于变成了现实。尽管不是一个亲美派，而且像大多“有教养”的英国人一样对美国人赤裸裸的物质主义追求表示不屑，凯恩斯心里很清楚，保存世界文明的钥匙已然转到了美国人的手中。文明的赛局早在1933年初，凯恩斯就把《通向繁荣的手段》的一套文本送给了美国当选总统罗斯福。此时，罗斯福尚未正式接管全球最大市场经济体的权杖，但人们已经看到了变革的曙光。坚持按照教条的货币主义原则，等待市场“看不到的手”发挥自我纠正作用的胡佛总统已经遭到了选民的唾弃。股市崩溃及随后的经济萧条已经有4年了，人们受够了。虽然在古典经济学派的推演中，下降的工资和利率最终会刺激生产部门的产出，最终达到新的均衡。但是，让这个远在天边的均衡见鬼去吧，人们需要的是就业，就业，还是就业。那一年，苏联贸易机构招聘6000名技术工人，在美国，有十万人应聘。在这个一向只接收移民的国度里，引发了种种心灵上的震撼。“如果在暴风雨的季节，经济学家们能告诉我们的只是当风暴过去很久以后，海面又会恢复平静，那么他们给自己规定的任务就太简单、太没用了。”凯恩斯深知，在这个事关西方文明命运的赛局中，与时间赛跑的不仅仅是大众的耐心，还有西方精英们对自身制度的信心。1933年是苏联宣布从1928年实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收工的年份，由于新闻封锁，外人无从得知高涨的经济指标背后有着什么样冷酷和血腥的投入，更多的人醉心于苏联模式在促进经济“有序”增长和充分就业方面所发挥的魔力。喜剧家威尔·罗杰斯感叹道：“苏联人颇有些绝妙的发展经济的主意……想象一下，在一个国家里每个人都有工作可做。”英国作家约翰·斯特雷奇在其1933年的新书《力量的竞争》中也对苏联模式顶礼膜拜：“从资本主义世界来到社会主义世界好比得到重生。”在西方知识界群起与苏维埃这一“新宗教”调情的时候，凯恩斯却从骨子里认为苏联不可能成为西方文明的真正知识源泉。相反，他认为苏联在行政上管理无能，而其强迫集体化和强制工业化则“要人们牺牲差不多所有使生命值得生存下去的东西”。除了智识和气质所导致的他对苏维埃体制本能的抵触外，凯恩斯的夫人莉迪亚1932年底在苏联的探亲之旅中所见所闻更强化了他对苏联的反感之情。莉迪亚发现她的亲戚们大多生活在贫穷和恐怖的阴影中，访苏归来后，莉迪亚劝说凯恩斯收敛对苏联的言论——他对苏联体制肆无忌惮的批判很可能会给莉迪亚的亲人们带来灭顶之灾。图：凯恩斯同样令凯恩斯感到厌恶的是咄咄逼人的纳粹分子和他们野心勃勃的经济复兴计划。柏林方面曾邀请他去为一些经济学家和工业家们发表演讲，被他礼貌而冷淡地拒绝了。纳粹经济学家们所采取的通过国家开支的巨大增长来走出萧条的做法从经济学意义上来说与凯恩斯的主张有不谋而合之处。但希特勒不加掩饰的帝国主义诉求和为实现复苏不惜诉诸恐怖手段的嘴脸令凯恩斯感到深深不安。凯恩斯所钟情的是拯救自由社会而不是摧毁它，他所鼓吹的政府支出是为了创造反商业周期的需求，从而为市场机制重新发挥作用奠定基础。他不能忍受坐等市场机制慢慢恢复效用，但更无法忍受从根本上颠覆并取代市场机制。1933年，最吸引凯恩斯目光的不是柏林，不是莫斯科，而是华盛顿，在那里，一场大规模的革命即将上演。“该财政出场了”在送给罗斯福的《通向繁荣的手段》一书中，凯恩斯以摧枯拉朽之势清除了以政府支出为主要手段进行反商业周期干预的最后障碍。这些原本发表在《泰晤士报》上的文章是针对英国政府的新预算案讨论而写就的。针对政府内以平衡预算为要旨主张消减公共支出的一些财政部官员，凯恩斯展开了毫不留情地攻击，其主要武器是“乘数效应”和“信心工具”。鼓吹平衡预算的人士的一个主要论点是，政府以财政赤字为代价进行的公共支出无非是把私人部门的投资“抢”到自己手里，与其如此，不如通过减税和降息来增加私人部门投资的动力。凯恩斯驳斥说，在一个萧条的经济前景低迷的年代，面对遥不可测的需求，很难想象私人部门会主动进行投资。而政府支出则可以创造这宝贵的需求，启动一系列的投资。此外，与减税不同，政府支出除了创造第一轮需求外，老百姓从政府支出中得到的收入可以创造第二轮需求，从而形成著名的“乘数效应”。而减税创造出来的“财富”，有相当一部份会被分流到储蓄中，而经济越低迷，人们的储蓄意欲越强，因而减税无法达到刺激经济复苏的作用。同样的“失灵”也适用于降息，廉价的货币无法温暖人们低到冰点的投资和消费愿望。一句话，货币主义玩不转了，该是财政出手的时候了。凯恩斯的《通向繁荣的手段》铺就了美国的新政之路，因为它有效地解决了在反击萧条这场战争中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