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实秋的家庭教育观教育子女的问题，梁先生在孩子一文中说得最是透彻。在他看来，孩子的健康成长离不开正确的引导。实际生活中做父母的大多溺爱孩子，他甚至略带调侃地新解“孝子”。说从前的孝子是孝顺父母，如今的“孝子”是“孝顺孩子”，“孩子是一家之主，父母都要孝他”。在文中，梁先生说见过不少孩子，“鼓噪起来能像一营兵;动起武来能像械斗;吃起东西来能像饿虎扑食;对于尊长宾客有如生番;不如意时撒泼打滚有如羊痫，玩得高兴时能把家具什物狼藉满室，有如惨遭洗劫”，明显，这是没有教养的外在表现。梁先生以为这是做父母的片面理解“发展个性”，觉得“凡是孩子的意志，为父母者宜多方体贴，勿使稍受挫阻”造成的。以致“幼有神童之誉，少怀大志，长而无闻，终乃与草木同朽”成了“可以普遍应用的公式”。这是家庭教育的失败，父母应该自责。错误的教育方式已是不堪，盲目的乐观更是推波助澜。梁先生指出有些父母，“孩子才能骑木马，父母便幻想他将来指挥十万貔貅时之马上雄姿;孩子才把一曲抗战小歌哼得上口，父母便幻想他将来喉声一啭彩声雷动时的光景……”这种盲目的乐观势必形成较高的期望值，甚至把孩子当做神童来教，不毁了孩子才怪呢。在生活中，梁先生是个慈父，他在给小女儿文蔷的信中曾说：“周作人说过一句话，‘五伦其实只有朋友一伦而已。’我深以为然。”也就是说，梁先生在教育孩子时，是把孩子作为平等的个体来看待，是作为共同提高的朋友劝勉的。他的小女儿文蔷回忆，梁先生“无为而治”，喜欢通过讲故事渗透做人的道理。不过，他的大女儿文茜回忆过一件事反映了梁先生家教的另一个侧面，惩罚也是一种家教方式。她说，有一次她在雪白的墙壁上用毛笔画了个大大的黑十字，非常刺眼。父亲看到了，很是生气，不仅用竹手杖打了她，还罚跪了好长时间。从此，她始终不敢在墙上题xx到此一游的墨迹，“看到别人乱涂，也会下意识地想到父亲的竹手杖。此之谓家教。”她对父亲的责罚丝毫没有怨言。难怪梁先生在孩子一文中提到约翰逊博士主张不废体罚，其妙处在于直截了当。体罚在今天是个令人谈之色变的词，我们似乎忘了合理的惩罚本来也是教育的重要手段。教育家马卡连柯就曾经说过：“凡是需要惩罚的地方，教师没有权利不惩罚，在必须惩罚的情况下，惩罚……是一种义务。”惩罚会让孩子明白是非曲直，知道犯了错误就要承担责任。学校教育如此，家庭教育亦然。成功不可复制，但成功的家教总有值得别的家庭借鉴的地方，梁先生的家教理论与实践值得每一位父母探究，取其精华为我所用。我的父亲梁实秋少年梁实秋多少年来，我始终忘不了那个场景：1982年夏，父亲最后一次到西雅图来探望我，有一天，父亲坐在书桌前，我斜倚在床头，夕阳从白纱窗帘中照进来，屋子里显得很安静，但也不知为什么，我总感觉又有那么一点点凄凉的味道。我当时正处于博士论文的最后阶段。“我发誓，写完这篇论文，一辈子再也不写文章了。”我有些发泄地抱怨。“不行，你至少还得再写一篇。”父亲很平静地回答我，好像在凝视很远的一个地方，片刻，他说：“题目已经给你出好了。”“什么题目?”“梁实秋。”父亲直视着我，慢慢地说出了这三个字。我立刻明白了父亲的意思，一时无法控制自己，失声痛哭起来，而父亲也没有再说一个字，只是默默与我一起掉泪。我明白这是父亲对我的最后期待。我明白，他是希望我这个小女儿来写一个生活中真实的父亲，不是大翻译家，不是大学者，而就是一个普通的“爸爸”。父亲祖籍浙江余杭，1903年生于北京。祖父梁成熙是前清秀才，同文馆(注：清朝政府于1862年末在北京设立的用于培养外交和翻译人员的学校，是中国第一所新式学校)英文班第一班学生。家境还算优越，所以可以不仕不商读书为乐。梁家是一个传统的中式大家庭，父亲很小的时候，祖父便请来一位老先生，在家里教几个孩子，后来又将父亲送到私立贵族学校，这些都为父亲打下了很好的古文功底。很多读者都喜欢他的雅舍小品，我想原因之一就在他把文言和白话结合在一起，既清新雅致，又有幽幽古意，用典多而不生涩。父亲14岁，祖父的一位朋友劝告他投考清华。虽然同在北京城，但在那时是一个重大决定，因为这个学校远在郊外，而且在这个学校经过8年之后便要漂洋过海背井离乡到新大陆去求学。我想清华8年对父亲一生的影响是持久而深远的。清华那时叫“清华学堂”，这所留美预备学校，完全是由美国人进行的西式教育，所以在课程安排上也特别重视英文，上午的课，如英文、作文、生物、化学、政治学、社会学等一律用美国出版的教科书，一律用英语讲授——林语堂先生还曾教过父亲英文;国文、历史、修辞等都放在下午，毕业时上午的课必须要及格，而下午的成绩则根本不在考虑之列，所以大部分学生都轻视中文课程，但因为父亲一直很喜欢中国古典文学，所以下午的课他也从不掉以轻心。在清华上学时，父亲与梁启超的儿子梁思成是同班同学。梁思永、梁思忠也都在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