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本生经》与故事文学母题（侯传文）佛本生经亦称佛本生故事，是佛经中最具文学性的作品之一。佛经的文学研究意义表现在许多方面，然而，作为构成东方文学传统的一种古代文学现象，母题研究具有独特的价值和情趣。本文宗旨是通过佛本生经与故事文学母题的互相阐发，既充分挖掘佛本生经的文学意义，又进一步拓展和深化故事母题的理论研究。一《佛本生经》（jātaka）有广义和狭义。广义是指佛经中的一个部类，包括所有讲述释迦牟尼前生事迹的作品；狭义指南传巴利文佛典小部中的一部佛经，它将一些讲述佛陀前生事迹的故事编辑在一起，共有547个。[1]它不仅是一部宗教典籍，而且是一部时间古老、规模庞大、流传极广的民间故事集。故事文学有人类集体创作和普遍流传的特点，其中既蕴含着人类的“集体无意识”，即本能和梦想；也积淀着人类的“集体意识”，即思想和智慧。故事是人类社会的信息储藏库，记录着不同时代不同地区人类的生活和追求；又是人类思维的符号系统，包含着各种信息代码、象征模式及操作程序。所以在故事文学研究的各种方法、角度和层面中，母题研究格外引人注目。“母题”是19世纪在故事文学研究领域形成的一个主题学概念，百余年来，在各个人文学科中产生了广泛影响。故事母题研究在西方已是硕果累累，已编成的“母题索引”即有数十种。在东方故事母题的研究虽起步较晚，但成绩可观，且方兴未艾。由于东方有丰富的故事文学资源，因而东方故事文学母题研究有广阔的前景，必能后来居上。而《佛本生经》对于东方故事文学母题研究更有着特殊的意义。首先，佛本生故事产生非常古老。虽然现存的《佛本生经》出于公元5世纪斯里兰卡僧人之手，但其原本不晚于公元前3世纪。因为那时建成的印度婆噜提大塔和桑其大塔周围石门上刻有本生故事的浮雕，有的甚至标出Jātaka这一专门术语。[2]《佛本生经》中的一些故事在收入该经之前在民间长期流传，因而更为古老。可以肯定，这些故事的古老程度不亚于古希腊的《伊索寓言》（前6世纪）。两部分作品中有许多相似的故事，对此有人认为是互相影响的结果；有人看作是共同心理和生活的产物。实际上，由于古希腊人和古印度雅利安人同宗，有些故事可能是同源的。果真如此，其产生的时间可上溯到公元前2千纪。故事母题虽不必求古老，但母题必须具有世代传承性和延续性。母题研究的任务就是寻求某种类故事在某种文化传统中的渊源流变，具有文化史意义。因而故事愈古老，对母题研究愈有价值。其次，《佛本生经》具有流传的广泛性。本生故事不仅在印度本土和南亚地区源远流长，而且随着佛教的传播，在世界各地广泛流传。在南传佛教地区，《佛本生经》的500本生故事几乎家喻户晓。许多国家既有巴利文原典，亦有翻译和改写本，成为民族文学的组成部分。这些故事不仅属于寺庙，而且通过各种传播途径和媒介，走进民众中去。在我国，虽然《佛本生经》的完整汉译未能保存下来，[3]但汉译佛经中收录本生故事的经籍有十几部，如《六度集经》、《生经》、《菩萨本生mán鬘论》、《贤愚经》等，所收故事亦上百数。这些故事与巴利文佛本生故事的来源和编纂手法相同，因而大同小异。通过汉译佛典，这些故事在北传佛教地区亦广泛流传。佛本生故事流传之广，只有圣经故事堪与匹敌。这种跨国界跨文化的广泛流传，既是比较文学影响研究的基础，也是故事母题形成的必要条件。第三，作为一部故事集，《佛本生经》具有宗教性特质。印度古代宗教发达，民间文学作品也被纳入各种宗教典籍。来自民间的故事一经纳入佛典，便具有了佛教文学的性质。而且编辑者除收集改编民间故事之外，也会创作一些故事，以反映佛教内部的宗教生活、思想、仪式和行为规范。宗教性虽然不是文学母题研究的必要条件，然而许多母题往往与某种宗教的思想观念和风俗仪式相联系。俄国著名民俗学家普罗普曾指出故事文学基本形式与宗教的联系，并由此出发假定两个原则：“如果在一篇宗教文献和一个故事里发现同一种形式，那么宗教的形式是原生的，而故事的形式是次生的。……如果在两种形式中发现同一种因素，其中一种形式可追溯至宗教生活，另一种形式起源于实际生活，那么宗教的形式便是原生的，实际生活的形式是次生的。”[4]普罗普的两个假定虽不尽科学，但揭示了一种现象，有一定概括力。文学母题大多是故事基本形式的提炼概括，因而普罗普的假定也适用于母题研究。由于佛本生故事具备上述古老性、广泛性和宗教性，因而对其进行故事母题研究。不仅还其故事文学的本来面目，揭示其潜在的文学价值，而且有助于母题研究本身的深化和拓展。二母题研究虽然历经百年并卓有成绩，但仍未形成独立的研究系统，它或附属于主题学，或归属于类型学和形态学，因而其理论基础非常薄弱。时至今日，母题与类型、母题与主题、母题与原型、母题与典型、母题与结构等关系仍模糊不清。母题本身也成为一个模糊概念。学者在使用这一概念时，要么知难而退，不作界定；要么含糊其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