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皓：“卖地潮”加剧土地财政恶性循环进入下半年，地方政府推地速度和力度都在加强，先有南京一日预公告41幅地块的先例，后有武汉一日土地拍卖“收金”121亿的“壮举”……近四成省份财政收入未完成“双过半”任务，使地方财政吃紧的窘境暴露无遗。这种情况下多个地方政府开始在老路徘徊，土地出让“闸门”再次被打开。地方政府仍然热衷于继续卖地，这样的发展模式无疑将会导致中国经济出现无预警性崩溃。一、“地产盛宴”相当于涸泽而渔在过去靠卖地发展地方经济，维持地方财政收入，甚至养活行政人员，这种过多地依赖非税收入的增长来维持公共财政显然是不可持续的。毕竟，土地有限，终究会有一天，地方会无地可卖，或是因为土地市场饱和而无人买地，届时，地方财政将何以为继？先卖土地给开发商，赚个盆满钵满（当然这些钱最终转嫁给购房者）。这种做法，是公众多鄙视的。毕竟，社会财富的蛋糕是固定的，地方政府吃完卖地的钱，再吃房产税，老百姓的财富必然被一次次地抠减而“缩水”，如此循环往复，民不会富，国也不会强，唯一的可能就是恶化干群关系，影响社会和谐与稳定。土地资源是有限的，土地财政没有可持续性，而且还存在很大的政策风险和市场风险，一旦楼市泡沫破裂或者政策调控加码，财政危机就会立即降临。因此，土地财政犹如慢性毒药，地方政府如果不及时醒悟，总有毒发的一天。二、对实体经济伤害严重“抢收土地财政”对实体经济的伤害更大，会造成资金流出实体经济，流入地产市场。据笔者所知，很多从事制造业、服务业的私企老板纷纷转行房地产，原因在于制造业、服务业的利润低、回报少，而房地产依然是高利润行业。还有，“抢收土地财政”让土地市场升温，最终会影响到制造业、服务业的成本。各地力推土地拍卖的行为，亦给楼市释放出一个积极信号，显示出地方政府有可能迫于财政压力，对楼市调控政策再次放松，致使房价重回上升通道。如此一来，弃经济结构调整于不顾，将会制造更大的泡沫危机，深深陷入虚拟经济之中。温州、鄂尔多斯等地正在发生的民间借贷危机、楼市崩盘危机、担保债务危机等等，均敲响了虚拟经济的警钟。再这样下去，危机恐将蔓延至全国各地，大家都要为此背负上沉重的包袱，而经济转型也将遥遥无期。三、以卖地拉动增收将架空经济结构调整财政歉收，卖地来凑本身就放映了这种土地财政已经成为地方主政者的路径依赖。国家提出稳增目标，其中本身就包含了“调结构”的需求。此番以卖地拉动增收，依然走的是投资型经济增长的老路。它在带动财政增收的同时，也在进一步掩盖经济中的结构性矛盾。且不说土地资源对于地方来说相当有限，从稳增长调结构来说，它又会刺激房产等行业的回暖，消解国家的相关调控。卖地当然是实现财政收入的一个重要砝码，但它必须有一个前提就是，地方要有利用价值的闲置土地。不难发现，此番卖地潮多现于大城市或经济发达的区域，而在内陆三线城市，更多的可能面临由于前期剧烈的土地财政而导致的无地可卖的情况。由于过度依赖土地刺激，稳增长中的“结构性减税”被架空，产业优化和转型只能再次被搁置。这对于当地经济环境无疑是更大的伤害。增收困难的确是个现实压力。但土地财政仍然未能脱离传统经济模式的发展窠臼。不但不能挤掉前期经济发展中的泡沫，反而会助长经济虚热，到头来经济始终不让迈上良性的发展轨道。这显然违背稳增长的调控目标，而彻底变为稳GDP。这种习惯性卖地也在一个侧面证明，面对经济的下行态势，地方层面仍缺乏积极、科学的应对措施。在产业转型、减税、削减行政开支方面可能并未有效的规划。四、如何让地方政府不再依赖土地财政让地方政府不再依赖土地财政,必须要让地方政府有新的财政收入,有新的经济增长点。在后土地经济时代里，民间有钱，但政府没钱。对于地方政府而言，“稳增长”是“稳投资”，而在后土地经济时代，“稳投资”更是“稳民间投资”。为了稳住民间投资，所要做的并不是把项目一个又一个地端出来，敲锣打鼓地打广告，而是要创造适合民间投资的市场环境，即贯彻实施民间投资“新36条”，约束政府权力，避免行政力量对微观经济的干扰。地方政府可以建立产业基金来调动民间资本，引导全国以及全世界的某一个行业的优秀企业到这个城市来,形成某个行业的产业集群,在一个城市把某个行业做成世界一流的产业。这种新的经济增长方式形成后，地方政府必然不会再依赖土地财政了。只要民间资本的权益能够得到保障，投资项目也足够吸引人，“稳增长”就不会再成为难题，这也是中央“稳增长”与“调结构”两大宏观经济政策主线的交汇所在。重拾土地财政既有无奈之举，也凸显地方经济转型之困。经济结构调整非一日之功，不经历改革阵痛就想顺利过渡，简直就是痴心妄想。实现国富民强，最基本的路径就是发展实体经济，不断创造社会财富。对此，各级地方政府应该优化投资环境，扶持各类民营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让实体经济日益勃兴。而不是绞尽脑汁，投机取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