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典故：夏殷的“左右”问题《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夏桀之居，左河济，右泰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修政不仁，汤放之。殷纣之国，左孟门，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经其南，修政不德，武王杀之”这是解决夏代地望的一条重要线索，集解瓚曰：“今河南城为直之。”皇甫谧曰：“壶关有羊肠阪，在太原晋阳西北九十里。”索隐刘氏按：纣都朝歌，今孟山在其西。今言左，则东边别有孟门也。很显然皇甫谧认为夏代地望在今天山西一带；但是没有明确夏代、殷商的左右问题。在《尚书·汤誓·注疏》中引用吴起这段话，同时引《地理志》云：‘上党郡壶关县有羊肠坂，在安邑之北’。是桀都安邑必当然矣。从《汤誓注疏》里面我们也可以发现古人对夏桀、成汤的都邑问题已经有怀疑，但是没有给出确切的答案。现代人几乎都认为“左为东，右为西”，这几乎成为确定“二里头遗址是夏代都城”重要依据。事实上如果按照商代的东为左解释夏代的左右问题，《史记》中记述的很多资料无法形成证据链，甚至出现相互矛盾。比如：《史记·殷本纪》“古禹、皋陶久劳于外，其有功乎民，民乃有安。东为江，北为济，西为河，南为淮，四渎已修，万民乃有居”――这是大禹时期或者夏代的大致地望。有学者认为这个范围在古河济地区【今天的菏泽、濮阳、商丘北】，这样古九州在什么地方？《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夏桀之居，左河济，右泰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如果左为东的话，河在夏桀东方；与前文“西为河”明显存在矛盾。当然也有人会提出这是夏桀迁都的结果，我以为这样的说法太牵强。《史记·货殖列传》“自鸿沟以东，芒、砀以北，属巨野，此梁、宋也。陶、睢阳亦一都会也。昔尧作成阳，舜渔於雷泽，汤止于亳”――司马迁清楚的告诉我们尧、舜、成汤的地望在这一带，为何没有谈到禹的地望？可能有人会引用“唐人都河东，殷人都河内，周人都河南”“颍川、南阳，夏人之居也”反驳我的看法，我要告诉大家的是“河东、河内、河南”是各自都的位置，并且河虽然都是同一条黄河，但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流向存在差异；而颍川、南阳是夏人居住的地方，与大禹的都城没有任何关系。如果大禹的地望在四渎之内的话，同样也与尧、舜、成汤的地望相吻合。《史记·封禅书》“昔三代之皆在河洛之间，故嵩高为中岳，而四岳各如其方，四渎咸在山东”――三代之皆在河洛之间几乎是现在学术界认定二里头遗址是夏代都城的重要依据。如果考虑到大禹治水的范围在四渎之内的话，我猜测在四渎之内可能有伊水、洛水存在，只不过随着时间的流失，四渎之内的伊水、洛水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现在的伊水、洛水。我想“三代之皆在河洛之间”这句话本身是正确的，但是应当认识到“河洛”可能有变化。这里的山是指嵩山，如此四渎在嵩山东完全是正确的。如何才能解决上述问题哪？只有从古籍中寻找。《礼记·王制·注疏》中记述“有虞氏养国老於上庠，养庶老於下庠。夏后氏养国老於东序，养庶老於西序。殷人养国老於右学，养庶老於左学。周人养国老於东胶，养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国之西郊。”（皆学名也。异者，四代相变耳，或上西，或上东，或贵在国，或贵在郊。上庠、右学，大学也，在西郊；下庠、左学，小学也，在国中王宫之东；东序、东胶，亦大学，在国中王宫之东；西序、虞庠亦小学也，西序在西郊，周立小学於西郊。）列表如下：有虞氏：上庠－大学－西－郊；下庠－小学－东－国夏后氏：东序－大学－东－国；西序－小学－西－郊殷人：右学－大学－西－郊；左学－小学－东－国周人：东胶－大学－东－国；虞庠－小学－西－郊如何界定贵右、贵左的问题，古人在《礼仪·乡射礼·注疏》中说的很清楚：云“周立四代之学於国”者，案《王制》云：有虞氏上庠下庠，夏后氏东序西序，殷人左学右学，周人东胶虞庠。周立四代者，通己为四代，但质家贵右，故虞殷大学在西郊，小学在国中。文家贵左，故夏周大学在国中王宫之东，小学在西郊。【作者注：虞殷贵右，右在西，左在东；夏周贵左与虞殷相反，因此左在西，右在东】这里引用的贵左、贵右的问题与《礼记·曲礼上》“席南乡北乡，以西方为上”的贵左、贵右是一致的，《礼记·曲礼上·注疏》这样写道：“席南乡北乡，以西方为上”者，谓东西设席，南乡北乡，则以西方为上头也。所以然者，凡坐随於阴阳，若坐在阳则贵左，坐在阴则贵右，南坐是阳，其左在西，北坐是阴，其右亦在西也，俱以西方为上。不过我们也注意到在《白虎通义》中关于文家与质家的问题：在《白虎通义·嫁娶》中这样写道：“质家法天尊左，文家法地尊右”；在《白虎通义·爵》中“质家者据天，故法三光；文家者据地，故法五行”―――这里的记述与《礼》注疏的文家与质家是不同的，也与《史记》中记述“正月上日，舜受终於文祖。文祖者，尧大祖也”不符，我们看看《五帝本纪》记述尧的第一事迹是关于“天”的认识，舜则主要是关于“地”的认识。但是在《夏本纪》中禹则是主要对“地”进行的，至于夏我们无法得出结论；以后的商周也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