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小说的语言世界第一部分引论“汪味”小说的时代背景在20世纪70年代末社会大变革的条件下，新时期文学一开始便表现为文学观念和审美意识的多样化选择，现实主义、现代主义、民族主义竞相登场。从禁锢的迷茫，到开放的迷茫，文坛也好，读者也好，似乎都被一种燥热的追求所淹没。值得注意的是，多样化的文学时代所给予作家们的，有“抱玉握珠”的追求，也有“五色眩迷”的惶惑。那么，怎样循着自己的情感方式的独特性，寻找出一条艺术地把握世界的道路。这条道路，既属于自己，又属于民族;既属于中国，又通向世界。汪曾祺的受戒、大淖纪事等小说在此时面世，随即就被人们当作清新的一个。汪曾祺以他的受戒开始了自己的文学“新生”，也开创了新时期文学文体自觉的先声。从那以后，沈从文、张爱玲被“重新发现”，寻根文学的旗帜高举，“现代派”和先锋小说像万花筒一样撩乱了人们的眼睛。从纯粹文学的意义上来看，新时期文学所迸发出来的汹涌澎湃、铺天盖地的文学大潮，新时期文学所生发出来的持续不断的语言反省，都源自那“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梦”，都源自那一次文学的“受戒”。李锐说：“汪曾祺的受戒使新时期的中国文学能够走出过去过分政治化、过分受政治干扰影响的境地。受戒是带领新时期文学走向纯美、至善至美的境界的文学作品，非常重要。”受戒之后，汪老在短短三年的时间里连续发表了三十多篇，二十余万字的短篇小说。其中的岁寒三友、大淖记事、晚饭花、鉴赏家、职业、故里三陈等等，都是传诵一时的文坛佳话。新时期文学中，汪曾祺是真正在其语言世界中体现了人生与人生态度的一位。第二部分总论“汪味”小说语言的特质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每一个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作家，莫不是在语言的运用与创新上有所建树的人。汪曾祺的小说之所以被人们称为“汪味”小说，是一种虽可说弥漫于生活之中却又是一般人不容易觉察的氛围和气韵使然，是其语言世界独特的品质使然。综观众多评论家对“汪味”小说的评论，其语言的特质不外乎有三，即：淡泊的儒士风范、朴质的乡土气息、空灵的世外意境。1、淡泊的儒士风范对于汪曾祺小说现象，邵燕祥认为：“他的魅力在于淡泊宁静，温厚蕴藉的文化气质。”汪曾祺的小说，写得最好的都是“怀旧”的题材，这绝不是偶然的。在他的心底深处，一定是在追索着某种逐渐消逝而又令他无比留恋的事物。在他的笔下，“市井”是一种多么分析室滋润的内涵。它不仅呈现着俗气和琐屑，也涵蕴着高雅与纯洁。一般的人，往往只看到了生活中的俗气与琐屑而不能从中发现和发掘它的高雅与纯洁的东西。汪曾祺是一个能从俗中见雅的人，所以他即使写一些很琐屑的人和事，依然使您感到它的那些属于文化底蕴的内涵。所以像异秉、受戒、大淖记事一类小说，才不会因其“凡人琐事”的题材而受冷落，反而以其独特的表现而显露出艺术的光彩。另外，像鉴赏家、岁寒三友、徙，都是充分体现了他对世事人情的深入体察而后才诉诸笔端的。徙的开篇那句“很多歌消失了”，不仅可以从中体味到汪老内心的惆怅，也可以说是在很大程度上概括和涵蕴了他的小说所潜藏着的文化底蕴。儒士风范，在当今的社会现实中，可以说是一种已经迹近消失了的精神现象。受戒中表现的就是那种传统文人追慕的“超功利的率性自然的思想”，这种“生活境界的美的极致”.2、朴质的乡土气息汪曾祺的小说语言世界中传达出的朴质的乡土气息，不仅仅来自于“俯视”的视角，相反还“入乎其中”，更具有民间风情和深刻的民间立场。其深刻性表现为对民间文化的无间的认同上，并没有人为地加入知识分子的价值判断。汪曾祺的小说的“深刻”是从真正的下层民间生活中看出、并揭示出美的感受，并以此来衡量统治阶级强加于民间的、或者是知识分子新文化道德意识的合理性。譬如他在大淖记事中他记载穷乡风俗：这里人家的婚嫁极少明媒正娶，花轿吹鼓手是挣不着他们的钱的。媳妇，多是自己跑来的;姑娘，一般是自己找人。她们在男女关系上是比较随便的。姑娘在家生私孩子;一个媳妇，在丈夫以外，再“靠”一个，不是稀奇事。这里的女人和男人好，还是恼，只有一个标准，情愿。有的姑娘、媳妇相与了一个男人，自然也跟他要钱买花戴，但是有的不但不要他们的钱，反而把钱给他花，叫做“倒贴”.因此，街里的人说这里“风气不好”.到底是哪里的风气更好一些呢?难说。民间的藏污纳垢性也表现为封建意识对民间弱者变本加厉的残害，所以汪曾祺才会说“难说”，以表示真正下层民间的多元的道德标准。民间真正的文化价值就在于对生命自由的向往与追求。汪曾祺的可贵之处，就是他站在民间文化的立场上写出了穷苦人们承受苦难和反抗压迫时的乐观、情义和坚强，热情讴歌了民间自己的道德立场，包括巧云接受强暴的态度、小锡匠对爱情的忠贞不渝以及锡匠抗议大兵的方式，都不带一点矫情和做派。正所谓“生命的价值的肯定是通过生命运动来实现的，在运动中极尽生命的可能性，不管好坏，都一律承担，因为生命的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