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改良诌议胡适今之谈文学改良者众矣，记者末学不文，何足以言此?然年来颇于此事再四研思，辅以友朋辩论，其结果所得，颇不无讨论之价值。因综括所怀见解，列为八事，分别言之，以与当世之留意文学改良者一研究之。吾以为今日而言文学改良，须从八事入手。八事者何?一曰，须言之有物。二曰，不摹仿古人。三曰，须讲求文法。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五曰，务去烂调套语。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讲对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语。一曰，须言之有物吾国近世文学之大病，在于言之无物。今人徒知“言之无文，行之不远”；从而有了言辞的繁华矫饰，例如汉赋的夸张绚丽实际言之无物，至少与生民百姓柴米油盐的生活毫无关系。而不知言之无物，又何用文为乎?吾所谓“物”，非古人所谓“文以载道”之说也。吾所谓“物”，约有二事：(一)情感“诗”序曰：“情动于中而形诸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此吾所谓情感也。情感者，文学之灵魂。文学而无情感，如人之无魂，木偶而已，行尸走肉而已。(今人所谓“美咸”者，亦情感之一也。)文章要抒发作者自己内心最真切的想法，付诸笔端的不一定要经过辞藻的再三思量，只需讲内心的第一感受告诸读者，若对方能产生心灵的共鸣便是最大的成功。写文章应该像是感觉自己喉咙口有许多话就像火山喷发般即将汹涌而出，不吐不快时流露出的才是最真实的感情。(二)思想吾所谓“思想”，盖兼见地、识力、理想三者而言之。思想不必皆赖文学而传，而文学以有思想而益贵，思想亦以有文学的价值而益贵也；此庄周之文，渊明、老杜之诗，稼轩之词，施耐庵之小说，所以■绝千古也。思想之在文学，犹脑筋之在人身。人不能思想，则虽面目姣好，虽能笑啼感觉，亦何足取哉?文学亦犹是耳。文章要有内涵和深度，不能因为田夫野老不懂，一味想迁就。因此这种平民文学绝不单是通俗文学。这个观点我想引用仲密在《每周评论》1919.1.19日上的一段话：“白话的平民文学比古文原是更为通俗，但并非单以通俗为唯一之目的。因为平民文学，不是专做给平民看的，乃是研究平民生活——人的生活——的文学。他的目的，并非想将人类的思想，趣味，竭力按下，同平民一样，乃是想将平民的生活提高，得到适当的一个地位。凡是先知或者引路的人的话，本非全数的人尽能懂得，所以平民的文学，现在也不必个个“田夫野老”都可领会。”文学无此二物，便如无灵魂无脑筋之美人，虽有(禾农)丽富厚之外观，抑亦末矣。近世文人沾沾于声调字句之间，既无高远之思想，又无真挚之情感，文学之衰微，此其大因矣。此文胜之害，所谓言之无物者是也。欲救此弊，宜以质救之。质者何?情与思二者而已。二曰，不摹仿古人文学者，随时代而变迁者也。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与时俱进，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胡适说的好，神似古人，亦不过为博物院中添儿许“逼真赝鼎”，尽管我们往往会发现自己对一些千古传颂的名篇佳作赞不绝口，喜爱有加，但毕竟和我们目前的现实有所不同，屈原身投汨罗江的气节不能完全照搬，而应创造出属于自己时代特色的风格，这样文学才会发展，社会也才会有新鲜血液注入得以进步。正所谓“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吐故纳新，推陈出新才是我们该做的。周、秦有周、秦之文学，汉、魏有汉、魏之文学，唐、宋、元、明有唐、宋、元、明之文学。此非吾一人之私言，乃文明进化之公理也。即以文论，有“尚书”之文，有先秦诸子之文，有司马迁、班固之文，有韩、柳、欧、苏之文，有语录之文，有施耐庵、曹雪芹之文，此文之进化也。试更以韵文言之：“击壤”之歌，“五子之歌”，一时期也；三百篇之“诗”，一时期也；屈原、荀卿之骚赋，又一时期也；苏、李以下，至于魏、晋，又一时期也；江左之诗流为排比，至唐而律诗大成，此又一时期也；老杜、香山之“写实”体诸诗(如杜之“石壕吏”、“羌村”，白之新乐府)，又一时期也；诗至唐而极盛，自此以后，词曲代兴，唐、五代及宋初之小令，此词之一时代也；苏、柳(永)、辛、姜之词，又一时代也；至于元之杂剧传奇，则又一时代矣。凡此诸时代，各因时势风会而变，各有其特长，吾辈以历史进化之眼光观之，决不可谓古人之文学皆胜于今人也。左氏、史公之文奇矣，然施耐庵之“水浒传”视“左传”、“史记”，何多让焉?“三都”、“两京”之赋富矣，然以视唐诗、宋词，则糟粕耳。此可见文学因时进化，不能自止。唐人不当作商、周之诗，宋人不当作相如、子云之赋，——即令作之，亦必不工。逆天背时，违进化之迹，古不能工也。既明文学进化之理，然后可言吾所谓“不摹仿古人”之说。今日之中国，当造今日之文学，不必摹仿唐、宋，亦不必摹仿周、秦也。前见“国会开幕词”，有云：“于铄国会，遵晦时休。”此在今日而欲为三代以上之文之一证也。更观今之“文学大家”，文则下规姚、曾，上师韩、欧，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