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散文化小说汪曾祺小说的散文化特点汪曾祺，1920年生于江苏高邮一个旧式地主家族。自幼受到良好的家族教育，博学多才，尤喜爱文学，1939年上海、香港、越南到昆明，考入西南联大中文系,师从沈从文等名家学习写作。他是跨越几个时代的作家，也是在小说、散文、戏剧文学与艺术分析上都有建树的作家。1940年开始发表小说、诗和散文。1979年重返文坛后，作品源源不断，小说、散文、评论均好评如潮，掀起了一股“汪曾祺热”，1980年发表小说受戒，受到普遍赞誉，随后一发不可收。现已出版汪曾祺短篇小说选、晚饭花集、汪曾祺自选集等十几个作品集。他的小说被视为诗化小说。所作大淖记事获1981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比较有影响的作品还有受戒、异秉等。所作小说多写童年、故乡，写记忆里的人和事，在浑朴自然。清淡委婉中表现和谐的意趣。他力求淡泊，脱离外界的喧哗和干扰，精心营构自己的艺术世界。自觉吸收传统文化，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显示出沈从文的师承。在小说散文化方面，开风气之先。汪曾祺被评论家们认为是一个“大器晚成的作家”，为文坛提供了一种特别的小说艺术风格。这种风格既是沈从文、废名创作风格一脉相成的延续，又是汪曾祺自己独特的精神内涵与形式技巧，更体现汪曾祺儒雅的士大夫性情与人格魅力。汪曾祺的小说耐读、耐品、耐人寻味，可是，当我们读完后却难以复述这篇小说到底写了什么，因为他的小说故事性不强，情节太少，好像没有起承转合，没有起伏高潮。留给我们的只是一种感觉、一种氛围，一种对生活的印象。他的大多数小说结构松散、舒放自由，拉拉杂杂随意写去，有一种“漫不经心的随意”。他的小说多生活场景、细节，还有经验、掌故、风俗、天文地理等等，这些都削弱了他的小说的故事性。读他的许多小说，都有一种随笔似的自由和亲切，有时竟被他绕进去了，感觉不到是在读小说，颇似真是的生活，如徙、云致秋行状等小说，他并没有把它们放到散文中去。“近似随笔”的小说文体带来了小说观念的更新，也带来了别具一格的阅读趣味。小说“散文化”并不等于“好小说”。我们相信，除了汪曾祺外，一定还有其他第一，汪曾祺的小说情节因素很弱，较少逻辑的、因果的关系，也较少矛盾冲突所带来的戏剧性。因而小说结构大多按照生活的多为流动来“建构”，这样的建构必然导致小说像一条河流，多岔道而主流不明显。他的结构小说先描写环境背景、地理风貌，然后出现人，有人又到人的职业、生活情趣，然后是具体人的细节，中间碰到什么可能就会绕进去写几笔，就如同一条流动的小河，河两岸的草、花、云、影都倒映在里面，它不停地流着，碰到石头、游鱼、细沙……都要低回不已，一唱三叹，就这样形成一条丰富活泼的小河。读汪曾祺的小说，像和读一篇散文，没有什么故事情节，也很少矛盾冲突，甚至没有太多的人物，我总有这种感觉，与其说汪曾祺在说故事，不如说他是在刻画一种意境，营制一种氛围，渲染一份感觉来得更恰当，人物只是这个大背影下的剪影。他最有名的小说，要算是异秉、受戒和大淖记事。你能说清楚王二是个怎样的人?受戒又说了些什么?记事算是有故事了，但主角在后半部分才出现，前半部只是环境的描写。老鲁是汪曾祺写于40年代的小说，这种结构方式非常明显地体现出来。老鲁是以西南联大生活构成小说的叙述背景，写了一个校警的故事。小说的开头先写饿，把当时的社会状况和学校状况呈现出来，再写挖野菜，细节生动，妙趣横生。写了将近两页才写到“校警”老鲁合老吴，各有所长，各有所好;而后重点写老鲁的经历与遭遇。老鲁这个普通人的形象鲜活起来，西南联大的生活或别的东西随便带进来，出来进去都那么自然。鸡毛第一句话是：“西南联大有一个文嫂。”建立了文嫂和西南联大的关系，接下来就写西南联大、文嫂的生活:给学生洗衣服、拆被窝、养鸡。写到这里而且，小说总共六节，主人公直到小说第四节才出现。这种比例、轻重的失调，是在汪曾祺的小说中基本上没有矛盾，没有戏剧冲突，更没有戏剧高潮，甚至没有大部分小说通常具有的吸引人的故事情节。所以他的作品就呈现出“散文化”、“笔记小说”的特点。他淡化了矛盾、淡化了冲突、淡化了高潮、淡化了情节，常常离题万里，因而作品有一种未完成感。在他的小说中，故事情节消解了，人物也只是陪衬。关于小说人物，他提出的一个见解：气氛即人物，富有新意和创意。他小说中的人物，往往只是人物的素描。人物的音容笑貌、心理活动，是在小说的气氛中体现出来的，但是他小说中的人物却能让人过目难忘，栩栩如生仿佛就在眼前。第二，那些描写市井风情的小说，结构更松散，不断地有插入成分，天文地理、风俗人情、掌故传说等等，有一种博识的杂家的风范。给人的感觉好像是想到那儿写到那儿，主次分明。这需要深厚的文化素养作底子，需要诗性而自由的精神作依托，需要对语言独到的感觉和把握。小说毕竟不是民俗学或知识手册，汪曾祺的许多小说一直在“陷阱”的边缘徘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