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绪论一、当代文学的发生与来源（二）毛泽东的“新文化猜想”（三）延安文艺实践的推广解放区人民在新的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翻身求解放，青年男女通过反对混进革命阵营内部的地痞恶霸、冲破封建观念的重重阻挠，最终获得婚姻自主。小二黑、小琴代表了健康、活泼的农村新生力量。《白毛女》《白毛女》演绎了一个“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主题。黄世仁成为旧社会迫害穷苦人民的恶霸地主的典型代表。杨白劳等佃户与他成为封建旧中国阶级对立的典型。二、中国现代史发展过程的简化所带来的现代性矛盾历史进程的简化带来了诸多的现代性问题，始终围绕在新中国周围。比如意识形态对于“大写的人”的过分强调，尤其是在把人当做一个政治符号对待的时候，实际上就已经取消了人的正常生活状态，成为一种对人的自然要求和心灵世界的压抑和控制力量。民族解放如果不以人的解放为最终目标的话，它就仅仅成为一个空洞的政治口号。而建国后对这些问题的简单粗暴的处理方式为以后文学甚至民族的发展带来更大更强烈的矛盾。中国当代文学就是处在这样一个矛盾重重的历史进程中。50至70年代之间，国家出台的大量关于文学艺术的方针政策及多次文艺会议，根本不是在鼓励文艺工作者的自由创作，而是告知他们应该如何创作。这些方针政策之间也往往存在着许多的矛盾，有时稍微宽松，有时控制严格。这其实反映出领导层的焦虑情绪。三、当代文学的话语空间四、“当代文学”的建立2、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核心问题——革命文艺“为群众”及如何“为群众”“中华民族的旧政治和旧经济，乃是中华民族旧文化的根据；而中华民族的新政治和新经济，乃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根据”。新的政治和新的经；济是为广大工农兵谋福利的事业，所以新文艺也应该是“为群众”的文艺，他明确了文艺首先为广大的工农兵服务的原则。为了这个新文艺的确立，他发动了一系列的文艺运动。如何“为群众”，毛泽东认为重要的是作家政治立场的转变、思想感情朝工农兵群众靠拢，也就是作家世界观改造的问题。号召“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长期的无条件的全心全意的到群众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3、文艺创作的源泉文艺与生活最基本原则：文艺源于生活，生活是文艺创作唯一的源泉；文艺“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有理想，因此就更带有普遍性”。可以说，五六十年代使用最普遍的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两结合”的创作方法就直接来源于此；4、新文化建设队伍对旧有的知识分子出身的作家，要求他们进行思想改造；毛在1942年的这个《讲话》中突出指明知识分子的种种劣根性，认为工人、农民尽管“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要比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要干净”，因此强调作家艺术家情感向工农兵转变的必要性。“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长期的无条件的全心全意地到群众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更重要的是从工人、农民中发现培养作家。延安抗日大学、鲁迅艺术学院；中央文学讲习所及各种工农识字、文学速成班。五、文化语言的“转译”特殊时代里，“文艺再不是少数人和文化人自赏的东西，而是变成了组织和教育大众的工具”（夏衍）文学艺术是“革命机器”上的“齿轮和螺丝钉”“研究一下文章怎样写得短些，写得精粹些”（毛泽东）提高文艺创作在战争时期的“效率”是当时文艺面临的重要问题。问题的答案就是简约明了的工农兵文学和民族形式因此，文学艺术从语言到形式，又出现了一个如何把传统文化、外来文化和“五四”以来的新文化“转译”为革命的政治内容和通俗易懂的形式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途径就是文艺“下乡”。文化语言的“转译”最终选择了“民间语言”，也就是中国乡村的农民语言。街头诗、秧歌剧、朗诵诗、革命通讯等都是其中的成功范本。革命文艺在战时成功完成了发动群众、教育大众的任务，极大发挥了文艺的“工具”性作用。建国后，民间语言由于其效率性仍被广泛倡导，在现代化建设中继续完成着民族总动员的光荣使命。战时的群众动员、“兵民是胜利之本”思想在和平时代一直延续下去，直接影响着当代文学的创作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文学与政治、社会制度的关系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那里的论述呈现出一种复杂而又丰富的含义。马克思：根据他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新的社会制度不可避免的诞生新的优秀的文艺，但是，新的社会制度诞生后，伟大的新的文艺是否必然会随之诞生，仍然是一个问题。马克思发现，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之间可能会出现不平衡的发展关系。恩格斯的一些论证也在反对文艺直露的政治倾向性。在对《新人和旧人》、《城市姑娘》等一些作品的评论中，反对那种简单直接地表现贫富之间的阶级对立、表达阶级爱憎的文艺作品。他认为“作者的见解越隐蔽，对艺术作品来说就越好”。他更欣赏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