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考古看治学近因业务不忙偶拾起多年前的一个愿望，就是做中国古代地名考，其计划如下：一、按二十五史为线索，一边读史一边做，这样史读完了，此资料也全了，最后是归纳整理，也算是能留下一点东西。二、在做时多作比较，从三个方面进行1、原著；2、注解；3、其他旁证资料。因为我是个人行为，加上对目前的考古发掘进展工作不能及时掌握，许多事只能在书面上查了，所以只能尽量做到准确而已。三、由于现在无速查的工具书或专业程序，最后是只公布结果而大量的原始资料由自己保留，此点很不好，如此极易对后来者产生不好的影响。也是由于我上面的原因最近接触到许多的考古发掘方面的音像资料，乍看之下是使我无地自容也，主要原因是一这些专家学者们敬业精神之可敬，比如在湖南县的那个曹传松，一个县级的文物调查员，从他76年发现遗址始，至2004年发掘完毕，前后三十年时间，七次发掘，每次亲临现场，真可谓兢兢业业，孜孜不倦，想想那些隐于幕后的种种困难，不寒而冽。然而就是因为他的够业精神把世界水稻种植历史他从国外搬到了国内，并向前推进了六千年；这六千年，在地球的年轮上可能很短，但在人类发展的历史上这恰是最关键的时刻。其二是推理之大胆，证明之严谨，城头山遗址发掘中每一次的重大发现其完全是因为事先的推理判断，象文化层叠合的发现，稻田和城壕的发现，均是在先由推理建立概念，然后计划，最终发掘，见到遗物再想法证明，这样一个过程完全不象其他遗址发掘的程序，发掘出现再找验证的过程，变被动为主动，并取得如此之惊人的成绩，更在事物的证明上表现出一个历史学家那种严谨而客观的作风，不因为遭否定而放弃，也不因为有重大发现而自喜，如为证明是种植稻，前后多次的证明材料：一、发现田垅（到此按正常的已可判断是水田）；二、发现稻根须，也可据生物种系作出判断；三、田的土壤成分分析（据此完全可作出结论，因为产生不可能生成大面积的该种土壤）。但他们表现出一个科学家最严格的要求，须从稻粒上进行鉴定，最后终于得到最满意的答案，前后动用三个交叉专业。其三是他们在荣誉面前的态度，可以想象，对把民族历史向前推进几千年的人，本就是民族的英雄，但他们还是以一个历史学者的要求，要求自己无一点什么权威的样子，从他们在发掘中表现出成熟的业务水平可知，他们对业务知识的掌握程度非常人可及。就是这样，他们也没表现出什么东西来。看看他们回头看看我自己，才做这么一点工作，就想偷懒耍奸，何颜见灿烂辉煌之祖国文化啊，我怎么对得起前面的先人，活着的前辈和读我书的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