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女性“幸福说”之我见姓名：杨雨鑫学号：200902140934摘要：在中国古代大多数时间里，女性均处于失语状态。这种结果与女性在社会中的经济生活状况、政治生活状况、受教育状况以及社会意识形态等诸多因素紧密相关。处于弱势的女性，幸福对于她们来说实属不易。漫长男权社会下，女性不幸远远大于其幸。本文试将从两性分工、女性婚姻等方面浅析中国古代女性之幸福状况以及其当代意义。关键词：古代女性幸福婚姻附属品何谓幸福？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看法。心理学上是这样定义幸福的：幸福是一种持续时间较长的对生活的满足和感到生活有巨大乐趣并自然而然地希望持续久远的愉快心情。有情人终成眷属是幸福；家人团聚是幸福；身体健康是幸福；太平盛世是幸福。雨果说：“女人要有幸福才有诗意，正如穿扮整齐才显得漂亮。”女性一生幸福的要件有两个：一是有一个和睦恩爱的家庭；二是子女孝顺出息。在古代，得到这些必须三从四德，遭受残酷的制约。下面我们就来看看古代女性的幸或不幸。■我国古代两性社会分工根据生物学与社会学对性别的不同阐释，可以得到对两性的较为全面的认识。生物学上的性别关心的是人类体质上的差异。社会学上的性别关心是社会赋予男人和女人的行为模式。分析两性在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和婚姻家庭中的分化是进一步了解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生存状态等一系列问题的一种有效手段。首先我们来具体看一下两性在社会中扮演的不同角色。根据唯物主义观点，人类生产大致分为两种，一种是生活资料生产，另一种是人类自身的生产，人类社会的各种制度都要受这两种生产的制约。两性分工则是与这两种生产关系联系最密切的。虽然世界各地的性别分工不尽相同，但一般来说男性劳动主要围绕生活资料的生产进行，这种劳动需要人与人的联合，具有社会性质;女性劳动则主要围绕人的生产进行，属于家庭劳动。这种生产实际划分了人类生产的两个领域：社会与家庭。两性分工的意义不在于依据性别分配工作，而是确定了生活资料生产者和人的生产者的社会角色。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活资料的生产则被视为最根本的生产，而人的生产虽也具有深远影响却往往视忽视。这与女性对男性的依赖性，女性自身生理特点和两性社会分工关系密切。男性在生活资料生产中建立起了服务于自己的规则。公共权利来自男人群体的社会公共领域，而绝非家庭领域。女性无权制定规则，而成为规则的实施对象。中国古代，男尊女卑，靠“礼”来建立和维护两性秩序。性别观念的哲学抽象体现在《周易》的阴阳之分中。以《周易》的二元对立为哲学基础的“女祸论”是具有权威性的正统观念。男尊女卑的文化现象产生的跟本原因在于公共领域和家庭领域分化中男人建立和掌握了强大的凌架于家庭领域之上的公共权力。人类学家乔治默克对200对个社会群体的跨文化研究表明：所有文化都存在两性劳动分工，女性多专注于家务和家庭责任，而男性在外工作，这是现实的也是最便利的。中国史前的两次性别分工也是可以看出女性在生产中处于边缘化地带。第一次性别分工是男子狩猎女子采集。《周礼大司马》记载：“四时田猎之名，曰春茏、夏苗、秋獬、冬狩。”《诗经国风》对女子采集的描写：“于以采蒴，南涧之滨。于以采藻，于彼行潦。于以盛之，维筐及笛。”第二次性别分工是男耕女织。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农业大国，自己自足的自然经济使男子不织而衣，女子不耕而食，男女贸功，相资为业。《商君书画策》：“神农之世，男耕而食，妇织而衣。”这种经济结构可以说是实现了资源的优化配置。男耕女织的意义不仅在于它是一种较为合理的经济分工，还在于它构成了中国小农经济结构即自然经济，促进了当时生产力的发展。大致来说，男性与女性的社会分工是与两性的生理特征，妇女的生育功能及人类长期集体意识有直接关系的。■女性婚姻在漫长的中国古代史中，女性长期处于被统治地位，女性作为男性的附属而存在。经济上她们没有独立权，未嫁从父，出则从夫。女主内，男主外。政治上，一切政治权力都掌握在在男性手中。大多数女性是为作一位贤妻良母而奋斗终身的。在受教育上，古代社会提倡“女子无才便是德”。他们接受的是妇德教育，无法享受男性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的社会化教育。她们在社会中被定格为家庭主妇，种种限制让她们没有更广的活动空间。狭隘的生活空间把女性的视野限制于婚姻家庭中，因而婚姻的幸与不幸便成为女性人生幸福与否的决定性因素。有没有幸福的婚姻往往决定了古代女性能否有幸福的人生。然而，古代大多数女性的婚姻是没有爱情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没有爱情的婚姻很难想象会是幸福的。她们也只好奢求丈夫对自己好一点，哪怕没有爱情也算庆幸了。但往往又是嫁人不淑，女人成了男人的玩物。男人可以三妻四妾，女人却必须从一而终。不仅要和别的女人分享一个男人受尽精神上的折磨，还要忍受并学着宽宏大量做一个所谓的贤妻。在婚姻中，女性抱着美好的愿望，期待逢着一个好夫君。然而，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