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研究的历史意义普列汉诺夫说过，没有一部完全缺乏思想内容的艺术作品。如果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同意齐泽克的观点，把意识形态当作某种真理外表下所暗含的社会控制内容与其表述者主观立场之间的联系方式，那么，不仅法捷耶夫歌颂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与反法西斯战争的《毁灭》和《青年近卫军》是意识形态性的，连索尔仁尼琴反对苏联斯大林体制对无辜人的镇压的《古拉格群岛》也是意识形态性的。列宁之所以称托尔斯泰为1905年“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是因为他从托氏创作的作品中看到了宗法制俄国社会的特点与宗法农民的思想体系，从而指出了俄国革命者研究托尔斯泰的必要性。因此，社会政治、道德对文学的渗透与制约可以说是意识形态影响文学的表现。意识形态对文学的影响主要是社会政治、思想观念对作家创作的渗透和某种文学体制对文学发展的规约。作家生活于一定的时代，各种哲学的、美学的、道德的、政治的、宗教的观念必然同作家产生这样那样的联系，作家在这种情况下形成的哲学观、美学观、道德观、政治观、宗教观等会直接间接地在作品中表露出来。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对文学创作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如杜甫的作品便有浓厚的忠君思想，清代文康的小说《儿女英雄传》所渲染的名教纲常、荣华富贵、一夫多妻等思想，无不表露了封建的意识形态观念。麦尔维尔的《白鲸》中流露的白人种族优异论和对美国式民主的称颂使其打上了美帝国意识形态的烙印。其次，文学的意识形态批评还致力于勘察和辨析文学的意识形态意义与其实现之间的关系。作品建构的是一个充满张力的文本空间，作者的意识形态立场有可能与作品现实的意义表达效果之间出现差异或不一致现象。乔纳森·卡勒说，“语言既是意识形态的具体宣言——是说话者据此而思考的范畴，又是对它质疑或推翻它的基地。”恩格斯在1888年《致玛·哈克奈斯》的信中，认为“现实主义甚至可以违背作者的见解而表露出来”。恩格斯曾经以巴尔扎克为例，指出他的同情心虽然是在贵族一边，但却毫不掩饰地赞美他政治上的死对头——圣玛丽修道院共和党的英雄们。按照卢卡契的说法，巴尔扎克作为一个艺术家的伟大性，正是因为他对社会历史的深入观察与他的保皇主义意识形态出现了断裂。这说明作品的客观意义有可能和作者的政治观点不一致，从而将作者的意识形态立场撕下了裂口。阿尔都塞则认为，伟大的艺术与现实的联系是通过艺术对意识形态的反叛关系即对意识形态的颠倒实现的。他在《皮科罗剧团，贝尔多拉西和布莱希特》一文中写道，“在意识的任何意识形态形式中，不可能有其内在的辩证法而离开自身的成分……因为，意识不是通过它的内在发展，而是通过直接发现他物才达到真实的。”他认为尽管意识形态是主体形象化的对象，是对个体生活经验的抽象，但伟大的艺术又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意识形态的束缚，将意识形态的“他物”转变成个人的形象，从而与意识形态的现实形成了特殊的差异性认识关系，即艺术的审美效果产生于个人的意识形态立场与现实的意识形态的距离。巴尔扎克等作家的伟大在于其作品呈现了作者与他的意识形态之间的抽象的真实关系，以“‘看到’、‘觉察到’和‘感觉到’的形式(不是以认识的形式)所给予我们的，乃是它从中诞生出来、沉浸在其中、作为艺术与之分离开来并且暗指着的那种意识形态。”晚近的文学意识形态批评对文体和叙事中的意识形态问题投入了更多的注意力。托多洛夫曾经以体裁为例，说明“体裁在社会中演变，通过制度化与社会相联系。……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体裁系统，后者同占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相关联。”“一个社会总是选择尽可能符合其意识形态的行为并使之系统化；所以，某些体裁存在于这个社会，而在那个社会中却不存在，这一事实显示了该意识形态的作用，并有助于我们多少有点把握地确定该意识形态。”通常认为，小说主人公的个体主义证明小说的兴起与资产阶级或市民意识形态有关。在诸如笛福的《鲁滨孙漂流记》之类的小说中，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得到鲜明的体现。鲁滨孙·克鲁梭的海上冒险就表现出浓厚的经济个人主义色彩，经济动机的首要性以及对簿记和契约的重视，这些都带有明显的资本主义特征。同样，故事叙事中包含着意识形态。詹姆逊说，“审美行为本身就是意识形态的，而审美或叙事形式的生产将看作是自身独立的意识形态行为，其功能是为不可解决的社会矛盾发明想象的或形式的‘解决办法’。”他在解读巴尔扎克的《老姑娘》时，认为小说表面叙述的是求婚者追求科蒙小姐的故事，实际是“以贵族式的优雅与拿破仑式的活力之间的二元对立”暗示争夺法国统治权的斗争。究竟应当如何看待文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问题？按照特里·伊格尔顿的说法，作家作为社会的人，必然进入到现实的意识形态符号秩序中去，文学生产通过语言与意识形态发生关系，即文学是通过特定语言与意识形态连结在一起的，但文学本身又通过语言而源源不断地产生新的意识形态，因而文学自身又是意识形态的产物，“意识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