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科技永远都很“高”周其仁发展互联网、新经济，关键的条件是制度条件、法治条件。中国的市场经济发展到今天，如果没有法治原则，没有普遍性原则，没有一个整个社会达成的最低限度的普遍共识，那么进一步的发展很难、很难。20世纪经济学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就是从信息的角度来理解人们的经济活动和组织。一种经济体制就代表一种通信方式，代表一种信息的传递方式。这也是我们关心互联网问题的原因所在。体制与通信模式的改变中央计划体制所能够处理的信息是非常少的。这导致了社会无法有效地协调越来越复杂的经济活动。我想至少在50年前，哈耶克在批评计划体制时就指出了这一点。我们中国非常有幸从1978年以后，开始了从中央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转型。这个转型同时就是通信模式的转型，所以在经济体制转变的过程中，通信产业在各个产业中一直是发展最快的。2000年上半年的数据也表明了这一点。对于这个发展，我的看法是，它不单单是纯技术的原因，它首先是由巨大的社会需要造就的：如果没有中国经济从中央计划体制向市场经济的转变，我们不可能有通信产业这样的发展，这是我想向各位阐述的第一点。对于互联网经济和互联网未来的发展，现在还很难准确地讲。首先它是一个新的信息模式，这在中国刚刚起步。从统计数据中我们可以看到，首先我国互联网的发展还处在非常初始的阶段。但在另一方面，中国的互联网已经表现出高速成长的特点。比如说，作为互联网基础的通信产业一直在高速增长，而且中国互联网用户的增长速度也非常快，眼看就要达到700万户这个门槛了。根据对未来5年的估计，2003年中国互联网的用户可能达到3000万户，将越过一个非常重要的门槛，形成规模经济，造就一个产业。当然未来成长最快的还是电子商务，这是因为互联网正越来越从一种通信手段变成一种交易手段，同时又通过交易手段的改进，成为所有其他产业的基础设施，进而改组其他的传统产业。可以说，互联网包含着新的通信手段、新的交易手段，甚至包括新的生活方式，它作为一种新生事物正在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传递，这种传递虽然在中国刚刚开始，但是趋势已经看得很清楚了。下面是IDC对亚洲和中国的电子商务的估计。第一，整个亚洲，除日本以外，包括太平洋地区，将是电子商务网上商业活动成长最快的地区之一。印度的增长率在本地区最快为246%，中国仅次于印度，数量也差不多，到2003年中国网上交易额将达38亿美元，整个互联网的收入是100亿美元。即使如此，到了2003年，亚太地区的网上经济，即互联网经济还是处于非常早期的阶段。就中国而言，它当时能够预测达到的规模等于1998年美国的金融、零售以及旅行这几个产业网上交易额的1/10，占2003年本国GDP的不到1%。所以我说，这些估计从目前互联网在中国的发展势头来看，从世界提供的技术可能性和经济可能性来看，从这个发展空间来看，绝不能说是过头的。互联网在什么体制下发展下面我们转到讨论互联网的体制。人的活动要有预期，要在给定的体制下了解未来和现在的关系，这跟所有其他产业领域要解决的问题是一样的。中国为了发展和适应市场经济的通信模式，也为了适应互联网，体制上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就已经作了一些准备，而政策上和体制上的真正突破是在90年代前期，通过一系列措施打破了中国电信的独家行政垄断。其中最重要的举措是，1993年国务院决定向社会开放9项电信业务。这包括寻呼、计算机信息服务、电子信箱、电子数据传输等9项业务，第一次交给非邮电部门的企业来经营，即面向全社会开放。但是，所有这些准备现在看来还远远不够，还不能适应互联网经济的发展。互联网经济作为一种新的通信手段和交易手段、新的平台、新的基础设施，它会对传统的产业带来竞争的压力，它跟原来的既得利益集团会形成冲突。这个冲突如果没有一个好的体制来解决，那么新的东西就不容易发展起来。这里头存在着两种危险，新的技术可能被滥用，也可能受到传统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压制，而不能够把它内在的潜力充分地发挥出来。我的看法是我们的互联网经济同时要面对这两类问题，更加复杂的是这两类问题会交织在一起。由于互联网经济带来新的问题，同时它触动原来的既得利益，那么传统的既得利益者就会以社会利益、国家利益、国家安全等种种名义，达到抑制竞争、抑制新技术、抑制新的生产方式发展的目的，这对社会的长远发展是非常不利的。所以我今天重点想谈谈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我不想讨论抽象的道理，因为我们面前就摆着一些活生生的案例。有一个案例很著名，国内、国外都作了报道，这就是福州IP电话事件。陈氏兄弟案的教训这件事起因很简单，1997年9月，福州陈氏兄弟利用网络提供收费的IT电话服务，由于他们的价格远远低于中国电信国际长途的价格，以致对当地邮电局的电信经营构成竞争的“威胁”。因此，福州市马尾区邮电局到公安局告陈氏兄弟，认为他们非法经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