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长恨歌》的历史沉浮唐代有作为的风流天子李隆基和倾国倾城的大美人杨玉环之间的爱情因为故事本身曲折离奇而极富传奇色彩，加之事关大唐国运，非同寻常，所以自故事发生时起就成为诗家关注的题材。清人张采田云：“杨贵妃马嵬之变，千古伤心之事也。唐人彰之诗篇，或嘲或刺，或怜或悯，美矣，备矣!”(玉溪生年谱会笺)其实岂止唐人，自唐代到今天，评论此事的作品形成了一个规模可观、意蕴丰富的文本系列。在唐贞元、元和之际，伴随着传奇小说的蓬勃发展，诗坛也出现了一些带有故事性、抒情性的长篇叙事诗，如元稹的琵琶歌、连昌宫词，李绅的悲喜才，刘禹锡的泰娘歌等等。被白居易归入“感伤”类的长恨歌和琵琶行乃是这些作品中最优秀的两篇。①“一篇长恨有风情”，长恨歌创作史结束之日，便是其声誉鹊起的效果史开始之时。然而，中唐至五代的接受者有三种态度：歌女诵唱，选家不录，评家毁多于誉。这与不同阶层的接受差异有关，也可以说这是雅俗审美取向之别，白居易的诗歌主张突出强调通俗性和写实性，这点符合大众的审美，而对唐代选家和评家来说却认为其作品低俗，难登大雅之堂，所以长恨歌先是得到平民的肯定而后一点点升为“古今第一长歌”。相传唐宣宗吊白居易诗曰：“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天宝后，李杨故事盛传民间。长恨歌的诞生，乃希代之事遇出世之才的结晶：故事哀感顽艳，情思缠绵悱恻，语言明丽圆畅，声韵和谐婉转;故歌女争唱，借以增价。有唐一代，沉默的选家加严厉的评家，表明此作在当时只有流行性而无经典性，没有真正进入“理想读者”的审美视野。对这篇叙事杰作的艺术成就，诗评家毫无知觉，更表明当时尚未确立叙事诗观念。两宋三百年是长恨歌接受史的第一个高潮。田锡成为北宋白诗的第一个知音，其贻陈季和书写道：“乐天有长恨词、霓裳曲，五十讽谏，出人意表。大儒端士，谁敢非之!”把长恨歌置于经典地位。宋诗家评长恨歌：“无监戒规讽之意”。古文家曾巩首开其端，他把长恨歌、津阳门诗与连昌宫词相比，认为后者不独诗词富艳，且究治乱之由，故“稹之叙事，远过二子”(潘子真诗话)。北宋末张邦基墨庄漫录亦云：“予以谓微之之作过乐天。白之歌止于荒淫之语，终篇无所规正。元之词，乃微而显，其荒纵之意皆可考，卒章乃不忘箴讽，为优。”稍后，洪迈容斋随笔认为：“……连昌宫词、长恨歌，皆脍炙人口，使读之者情性荡摇，如身生其时，亲见其事;殆未易以优劣论也。然长恨歌不过述明皇追怆贵妃始末，无他激扬，不若连昌词有监戒规讽之意。”“一篇不如数句”。唐人咏李杨故事者多矣，既有长篇歌行，更有短篇的律绝。在宋人看来，叙事详赡的长恨歌不仅不如“唱叹出之”的哀江头，甚至还不如寥寥数句的律体与绝句。在明代长恨歌被推为“古今长歌第一”。滹南老人对白诗及叙事长篇的高度评价已见出转机，滹南诗话曰：“乐天之诗，情致曲尽，入人肝脾，随物赋形，所在充满，殆与元气相侔。至长韵大篇，动数百千言，而顺适惬当，句句如一，无争张牵强之态。此岂断吟须悲鸣口吻者之所能至哉!而世或以浅易轻之，盖不足与言矣。”此论上与宋人固见针锋相对，下为明代评家导夫先路。进入元、明之际，长恨歌问世已近七百年，时间使作品获得古典的威严，但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思想领域呈现出活跃松动的态势。元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的统治者建立的统一政权，它对广大汉族地区的占领和统治，明显具有民族掠夺性质。在这种大的环境下，各族人民既有斗争，更有沟通、融合。元朝立国，程朱理学的统治地位得到确认。然而，儒学声势的显赫却掩盖不了其影响力日益下降的趋向，因为元朝统治阶级的上层，来自不同的民族，他们在利用正统的儒家学说巩固统治的同时，也尊崇各族固有的宗教信仰。因此，佛教、道教，乃至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在中原地区同样得到发展。信仰的多元化，削弱了儒家思想在群众中的影响。进入明代，王守仁“心学”和禅学的兴起，更进一步打破了程朱理学的僵化统治，冲击了圣经贤传的神圣地位，人们开始面向现实，注重用通俗的语言，真实而细致地开掘和表现人的心灵。而且，文学创作随着接受对象的下层化，市民化而更加面对现实，创作主体精神更加高扬，从而突出了个性和人欲的表露，这之间叙事文学达到全面成熟。评家便以全新的眼光看待这篇叙事佳作。明初瞿佑得风气之先，归田诗话曰：“乐天长恨歌凡一百二十句，读者不厌其长;元微之行宫诗四句，读者不觉其短，文章之妙也。”瞿氏针对宋人“长不如短”的偏见，力主“长短各宜”之说，赋予叙事长篇应有的艺术地位，进而认为长恨歌已臻长篇妙境。随着叙事诗观念的深入和对长恨歌艺术地位的认识，戏曲评论家何良俊进而对唐代歌行，尤其是叙事歌行作系统考察后写道：“初唐人歌行，盖相沿梁陈之体，仿佛徐孝穆、江总持诸作，虽极其绮丽，然不过将浮艳之词模仿凑合耳。至如白太傅长恨歌、琵琶行，元相连昌宫词，皆是直陈时事，而铺写详密，宛如画出，使令世人读之，犹可想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