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与经济发展过去不少人把缺乏资本看作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约束。其实，缺乏资本的主要原因是制度安排的缺乏。乔治.A.阿克劳夫把制度安排的缺乏看作是经济发展的主要约束。资本主义在很多发展中国家没能成功的原因并不是因为没有启动资本，而是因为没有能够长期促进和保障资本积累的法律制度环境。制度促进一国经济发展可以从两个层面分析，一是宏观层次，二是微观层次。过去人们大大地低估了制度在经济社会发展中作用也许与我们很难用精确的方法来量化制度的绩效有关。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异主要是一种制度上的差异。制度瓶颈使发展中国家的各种要素难以通过市场机制有效地配置。发展实质上是更有效利用资源的制度变迁过程。新制度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相比，更有利于解释长期的、持续的经济发展，为什么有些国家发展，而有些国家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制度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四大支柱”之一。从某种意义上讲，制度的起源、制度变迁与创新、国家供给制度等等都与经济发展有关。有效率的制度促进经济增长和发展；反之，无效率的制度抑制甚至阻碍经济增长和发展。西方主流经济学一直忽略了制度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在那里制度至多是经济增长的既定前提，而不是原因。因此，我们有必要探讨一下“经济增长源泉之谜与制度变量的地位”(6．1节)。新制度经济学关于制度至关重要的结论是建立在雄厚的历史分析基础之上的。他们将新古典经济学、计量经济学、产权经济学、交易费用经济学及制度经济学等理论用于分析历史，形成了新经济史。这对西方史学界是一个巨大的冲击。新经济史实质上是制度(尤其是产权制度)产生、发展及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的历史。经济学家读历史的视角毕竞不同于文学家读历史的视角。因此，在6．3节我们就简单地透视一下“经济学家重‘读’历史：新经济史”。新制度经济学家对于经济发展理论的贡献在于，一是他们认为发展实质上是更有效利用资源的制度变迁过程。二是新制度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相比，更有利于解释长期的、持续的经济发展，为什么有些国家发展，而有些国家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6.1经济增长源泉之谜与制度变量的地位6．1．1为什么会出现经济增长经济增长的最简单定义是以国民生产总值(GNP)表示的“一国生产的商品和劳务总量的增加”。不仅国民生产总值的绝对量要有所增长，按人口平均的国民生产总值的绝对量也要有所增长，即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也要增加。这两种增长(总量增长与人均增长)可能一致，也可能不一致。这种不一致关键根源于人口变动了。例如，近些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总额可排序在世界前列了；但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却排在了一百多个国家之后。新制度经济学家发现，在人类历史上，这两种增长现象联在一起(即一致)是例外情况，而相反的关系(即不一致)倒是一般情况。在工业社会以前，“增长”(总生产量的增加)往往伴随着个人生活水平的下降，而不是增长。这是人口因素在起作用：经济的繁荣导致人口的增长，而人口增长又往往超过生产的发展，并使每个居民的生活水平下降（新制度经济学家很重视人口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在历史上，人口压力不断地促使组织创新与制度变迁。人口变量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变量之一）。著名的马尔萨斯循环规律使个人的贫困化恰恰出现于经济普遍繁荣的时期；相反，大危机时代，至少对于活下来的人来说，倒是个收入增加的时代。现代意义上的“增长”应该是两种增长的统一。道格拉斯·C·诺思及一些新经济史学家认为，经济增长是始于17世纪的新现象。人们习惯于把“产业革命”当作现代工业社会的起点，这是一个错误。其实“经济增长”比本来意义上的产业革命出现要早。产业革命不过是增长的一种表现形式，一个标记，而不是它产生的原因。现代意义上的增长现象最早出现在17世纪的荷兰和英国。当时欧洲人口和经济第一次出现了差别，在法国和西班牙，人口减少了，生活水平却停滞不前，甚至出现了倒退。而在英国和荷兰，虽然人口持续增加(英国增加了25％)，实际生活水平却提高了(大约提高了35％和50％)。这是史无前例的事情：在欧洲历史上，同时也是人类历史上，两个国家第一次能够持续地向不断增长的人口提供不断提高的生活水准。（[法]亨利·勒帕日：《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的是荷兰和英国，而不是法国和西班牙呢?经济增长的源泉是什么？为了更好地回答这些问题，我们有必要探讨一下西方经济增长理论的若干问题。经济增长理论始于凯恩斯革命。最早研究经济增长理论的是哈罗德和多马。经济增长理论大致可分为三个方面的内容：哈罗德(R．F．Harrod)、多马(E．Domar)、索洛(R．M．S0L0w)、斯旺(T．W．Swan)和卡尔多(N．Karleor)等人建立的各种经济增长模型；丹尼森(E．F．Denison)等人在西蒙·库兹涅茨(S．Kuzne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