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理论自觉”与“方法自觉”：妇女/性别社会学在中国（1995—2010）林晓珊2012-7-3110:20:58来源：《浙江学刊》(杭州)2011年6期第188～193页【英文标题】Women/GenderStudiesinChina(1995-2010)【作者简介】林晓珊，男，1980年生，社会学博士，浙江师范大学法政学院社会工作系副教授，浙江师范大学妇女发展研究中心成员。（金华321004）【内容提要】近15年来，妇女/性别社会学已成长为学术界中最为活跃的研究领域之一。中国大陆的学者们在这一领域中所致力于探索的最主要问题，是如何实现妇女/性别社会学的本土化、主流化和学科化。纵观十多年来妇女/性别社会学对这三大问题的探索路径，“理论自觉”和“方法自觉”是其浮现出来的两条最明显的发展轨迹和发展趋势。结合相关文献，文章对妇女/性别社会学在本土化、主流化和学科化进程中的理论自觉和方法自觉分别进行了梳理与讨论，并在最后指出，妇女/性别社会学在今后的发展仍然需要在理论自觉和方法自觉的道路上不断地对自身进行“建设性的反思”。【关键词】妇女/性别社会学/理论自觉/方法自觉一、引言近15年来，有关妇女/社会性别的研究已经挑战了传统的性别叙述方式和知识生产体系，并已成为影响包括社会学在内的各个学科领域和妇女运动的最为活跃的因素之一（周颜玲，仉乃华，王金玲，2008:204）。作为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当代中国的妇女/社会性别研究与社会学研究联系非常紧密，社会性别视角的引入，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古典与现代社会学研究中性别偏见和性别盲点的缺陷，拓展了传统社会学的研究视域和理论空间。时至今日，妇女/性别社会学的知识生产与实践已不仅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瞩目，使任何有价值的学术作品都不能忽视女性这一重要的群体，而且也成为了解放性别压迫、挑战性别歧视、创造两性和谐的一股重要社会力量。中国大陆妇女/性别社会学的学者们在这近15年来所致力于探索的最主要问题，我们可以简要将其归结为三个层面，即如何实现妇女/性别社会学的本土化、主流化和学科化。而纵观十多年来妇女/性别社会学的探索路径，有两条越来越明晰的发展轨迹和趋势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关注，那就是社会学研究中的“理论自觉”和“方法自觉”。当然，需要说明的是，说其浮现出理论自觉和方法自觉的轨迹并不是说这门学科已经完全达到了理论自觉和方法自觉的境地。正如郑杭生教授将“理论自觉”简要地规定为对社会学理论或社会理论进行“建设性的反思”一样（郑杭生，2010），我们认为，妇女/性别社会学研究中的理论自觉和方法自觉亦是对本学科发展的建设性反思，它们同妇女/性别社会学追寻本土化、主流化和学科化的努力交织在一起，成为我们回顾过去、瞻望未来的分析框架和概念工具（见表1）。本文接下来就从理论、方法两方面的自觉反思和本土化、主流化、学科化三个层面的追寻来大致勾勒一下妇女/性别社会学研究在近15年的发展概况。二、妇女/性别社会学的理论自觉理论自觉是对费孝通先生倡导的“文化自觉”概念与理论的继承和发展。郑杭生指出，理论自觉使我们增强学术的主体性、反思性，它是中国社会学在世界社会学格局中由边陲走向中心的必由之路，改变话语权状况的必要条件，增强自主创新力的必具前提（郑杭生，2010）。妇女/性别社会学的命运与中国社会学的命运紧紧相连，理论自觉也是中国妇女/性别社会学把握现在、规划未来的不可避免的问题，只有走向理论自觉，中国的妇女/性别社会学才能从西方女性主义的理论阴影、父权制社会的男权霸权、传统研究的性别盲点中走出来，也才能真正实现性别社会学的本土化、主流化和学科化。过去15年来，中国大陆的妇女/性别社会学学者们的努力也正是朝着这些方向前进的。（一）本土化层面的理论自觉社会学的本土化作为一种学术运动，是社会学话语的“依附国”力图摆脱对“发达国”的学术依附地位的一种集体诉求（王宁，2006:1）。作为一门传入性的学科，这种诉求一直是中国社会学学者们内心的一种焦虑，对妇女/性别研究者来说，亦如是。当代性别研究的发展，得力于女性主义思潮的推动，而女性主义思潮的缘起是与西方女权运动紧密相关的。固然，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和运动对中国的性别社会学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不满于直接搬用西方的理论来研究中国的问题。石彤认为，中国女性社会学的探索不仅仅是对以往中女性社会学本土知识建构的历史累积，而且还包括对中国女性社会学本土知识建构的反思（石彤，2010:47）。可以说，妇女/性别社会学本土化层面的理论自觉就是对以西方经验为中心的理论运用的反思，力图植根于中国本土经验来重构学术研究的主体性，以摆脱对西方理论的依附。例如，王金玲教授不断倡导，中国女性有着自己的历史、现在和未来，因此中国的女性社会学也应该和必须是本土化的女性社会学，而不必成为西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