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修用论文思修用论文随着疾病谱的改变和人们健康需要的提高，以及健康管和医学模式的转变，医学界引入了生存质量的概念。世界卫生组织（WTO）将生存质量定义为：生活与不同文化的价值体系中的个人对与其目标、期望、标准、及关注问题有关联的生存状况的体验。生存质量作为一种新的健康指标，不仅关心患者还能活多久，而且更加关心患者生存的怎么样。近年来，随着生存质量测量的广泛应用——，不少学者吧生存质量测量工具应用于公务员人群生存质量的测定。而国内外针对于公务员生存质量的人口学影响因素研究显示，影响公务员与健康相关的生存质量的社会人口学因素主要有:性别、年龄、婚姻状况、职务级别、经济状况、工作时间、及居住情况［12］等。公务员面临着巨大的工作和心理压力，有很多因素可能会影响其生存质量状况。本研究测量中国华南地区公务员人群的与健康相关的生存质量状况，探讨了影响公务员人群与健康相关的生存质量的主要社会人口学因素。研究对象：公务员是指依法履行公职、纳入国家行政编制、由国家财政负担工资福利的工作人员。本研究对象为18岁以上的国家公务员，包括在职和退休的公务员，医疗机构、教育机构等其他参照公务员规定的事业单位职员不予纳入。性别公务员集职场压力、人际关系和家庭压力于一身，会使公务员产生身心失调，可导致亚健康或各种病变，生存质量下降。女性公务员的躯体疼痛、总体健康状况、活力维度以及生理内容综合测量的得分比男性低。由于传统社会观念，现在的中国女性除了工作，仍然要负责大部分的家务和照顾家里的.孩子和老人。而且由于工作繁忙、工作压力大，常常使她们无暇顾及自己的健康，精力减退，而且参加社会交际娱乐活动的时间和机会相对比男性少。在这种情况下，女性的生理健康、精力等相对于男性来说较差。年龄年龄可以影响公务员的生存质量。年纪较轻的公务员，尤其是18～30岁年龄组，其生存质量生理综合分高于年长者，而生存质量心理综合分低于年长者。婚姻状况本研究也表明婚姻状况与公务员健康相关生存质量状况有密切的关联。在我国，由于道德、社会和历史的观念，未婚同居仍然未被普遍接受。由于价值观和文化背景的不同，中国未婚同居比欧洲要少得多。在本研究中，已婚仅是指合法的婚姻。正如结果显示，除了生理职能以及躯体疼痛维度外，未婚、已婚组别生存质量得分比离婚、丧偶组别的公务员高，这与其他研究的结果类似。出现这种情况可能与离婚、丧偶公务员缺乏情感、社会的支持以及存在孤独感有关。不同单位性质的公务员SF－36得分有显著性差异。其中政治行政综合管理单位公务员的SF－36得分明显低于财政经济综合、财政经济行业以及科教文体卫生单位。在我国，政治与行政综合管理单位主要包括监察、民政、公安、司法、国家安全、外事、人事、编制、民族事务、宗教事务、侨务、机关事务管理等。这些单位相比财政经济以及科教文体卫生单位，其职能相对较特殊、复杂，如公安机关依法管理社会治安，肩负着维护社会稳定、保卫国家安全的重要职责。这些单位的工作对国家的安全稳定产生重大影响，该单位公务员任务重、责任大、工作要求高，所承受的精神压力相对较大，而生存质量相对较差。本研究提示:除情感职能维度外，厅局级及以上公务员的SF－36得分低于其他级别的公务员。目前厅局级及以上公务员队伍里中青年干部比例较高，他们面临着仕途升迁、赡养老人、抚养孩子等一系列问题，往往由于不堪重负而产生巨大的压力。此外职位越高，决策的自主性越高，同时决策风险也越大，要求准确性高，需要反复斟酌，严谨分析，所以心理负担大。上述原因可能会使公务员生存质量逐渐下降。在芬兰，高级职员的心理健康较差，其权利、要求和工作时间都较高/长。本研究还发现，经济状况对公务员与健康相关生存质量状况也有较大影响。高收入者的心理方面四个维度(活力、社会功能、情感职能、精神健康)的SF－36得分比低收入者高。月收入越高，就有经济基础去改善居住、饮食、交通等条件，同时得到更多医疗保健和娱乐的机会。对于经济拮据的人群，他们日常的各种费用可能成为沉重的负担，而对于有经济来源的人，不需为生活和医疗费用过多操心。虽然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已经开始，但低收入者仍很难充分获得他们所需的医疗保健及公共卫生服务。众多研究表明，在工业化社会中，人们的健康与其社会经济地位息息相关。本研究提示，工作时间与健康相关的生存质量状况相关。工作时间为12h及以上的公务员的生存质量生理、心理方面得分以及总分低于其他组别。公务员工作时间长和工作应酬多直接加重了公务员的工作负荷、减少其业余休息时间，并无形中增加其工作压力，逐渐削弱公务员对工作的满意度和热情，容易出现厌倦、焦虑、抑郁等心理症状，影响个人健康，生存质量下降。长时间的加班、超量的工作以及所承受到的精神压力等因素，间接影响员工的健康。居住在城市的公务员人群的生存质量相对其他城镇的公务员好。这可能是由于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