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绪论一、研究目的及意义“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特别是在科技快速发展、经济增长方式开始转型、产业结构不断转变的现阶段，科技发展对于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愈发显著。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及全球对于科学技术的愈发重视，世界多国都注重科技创新的战略发展，以促进经济的进一步繁荣和保持国际竞争优势，其中专利作为科技水平的一个重要衡量标准，国际标准划分的三种类型的专利（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外观设计专利）产出的数量（申请量和授权量）和质量，标志着该国的自主创新能力，而自主创新水平从基础上促进经济的长期有效的健康增长，也是衡量智力产权的重要指标，对于企业生产、产业创新及新型人才的培养有良好的促进，已成为一个国家自主创新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不可或缺的部分。近年来，我国愈发重视创新，国家和各地政府相继推出多项政策鼓励专利，已取得卓越成就，知识产权极速发展，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多次迎来飙升。然而，目前我国的专利创新领域现状依然是困难重重，面临着数量高、质量低的问题，很多专利并不能发挥作用，因此研究专利水平需要对于数量和质量的共同探讨。其中，三种专利的应用能力和水平差距较大、变现能力和创新推动等价值不一，并且职务与非职务专利的转化难度和研发积极性也相差太多。如何针对三种专利的不同特点、针对职务非职务专利的区别，有效地提高专利质量需要更多的关注和相关政策的支持，因此单独研究不同形式的专利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更加有利于进行针对性的有效建议。上海作为我国的金融中心，其经济实力在国际上占据重要的位置，这些年来上海的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质量都对国内外影响深远，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在经济转型的过程里，在与世界强国的竞争中，上海的经济发展需要高质量和数量的专利产出来支撑，以提升科技领域的国际竞争力。纵观目前的发达国家，如美德英法等国家，其经济水准和专利水平（数量和质量）均领先世界。经济发展需要有持续性、高附加值、高科技含量，需要鼓励高数量、高质量的专利发展，经济高速发展的上海亦是如此。同时，我们对上海进行研究，研究结果也将对全国其他地区有借鉴性和推动性。因此，本文选取上海市为例，结合不同形式专利的发展水平与经济增长的具体状况，研究两者的相互关系，并以此为依据提出相关建议，具备重要的理论意义和有借鉴性的现实价值。国内外研究综述对专利和经济之间的相关关系的研究最早从国外开始，约三十年前，国外学者就开始用专利作为科技和创新的衡量指标。最早在1956年，Solow就表示技术创新推动了经济发展；2000年时，Groshby也在研究中验证了代表科技创新的专利指标对经济的作用，2005年时，Schneider以知识产权为变量，使用面板回归证明其对经济的促进效果，2010年时，Jalle同样用面板数据的回归方式，发现专利对GDP的促进效果。国外的研究大量是研究专利总量和经济发展的关系，且研究结果大多为正相关关系。国内研究早期也以专利总量为主要研究变量，例如鞠树成（2005）采用Granger因果检验的方法，结论是专利和经济发展之间不存在明显的因果关系；刘华（2000）通过相关性系数计算，认为目前我国的专利授权总数和GDP是显著相关的。同时徐竹青（2004）等开始对单独省份进行分析，说明区域性的专利和经济也有一定关联。随后，有研究开始发现不同形式的专利存在不同影响效果，例如胡树华（2011）等对不同类型专利区别进行回归分析，结论是实用新型专利对经济发展效果最大；张继红、吴玉鸣等对各个省份的不同专利进行回归，得出发明专利对经济的促进效果较强；朱芳芳（2017）采用了一种创新性的多元非线性的计量方法，进一步验证了发明专利在三种专利中的核心促进经济增长效果。此外，赵彦云和刘思明（2011）进一步研究了时间上的差别，发现发明专利对经济的影响呈现阶梯性变化，在1998年出现转折点；同时，国内外也有众多关于职务与非职务专利的效果差别的研究，如丁福虎（1996）、潘庆姚指出了非职务专利转化难的问题及解决方案。本文研究思路和方法第一部分为绪论，描述本文的研究目的及意义，国内外文献回顾以及本文的主要思路；第二部分是正文主体，立足于上海市1986-2014年的专利发展和经济发展情况，应用经济学理论和一些经济软件做实证分析，重点考察三种不同形式的职务与非职务专利（发明职务专利、发明非职务专利、实用新型职务专利、实用新型非职务专利、外观设计职务专利、外观设计非职务专利）的每年授权量与上海地区生产总值（实际GDP）之间的关系，发现在1986-1999年以及2000-2014年两个不同时间段，不同形式的专利、职务与非职务都对经济有着不同的影响，然后本文着重从相关政策、产业结构、社会文化等方面分析了两个时间段内的不同表现。最后，依据实证分析的结果和对结果的解释剖析进行有效的政策建议，如改进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