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讲现实—认知(rènzhī)—语言从五官感觉来命名：甘薯(味觉甘甜)，凉薯(触觉)；从外在的形状来命名：豆薯。汉语中的“眼镜(yǎnjìng)”，是抓住“使用场所”这一主要特征，指架在眼睛前的一种镜子；而英语是用其构成材料表达的--glasses，是用两块玻璃做成的物体(王寅1998)。店家忌“关门”，于是把晚上关门暂停营业叫“打烊”。“烊”的意思是熔化金属。店家白天收的都是碎银子，晚上得把它们熔化了铸成大元宝。所以“打烊”不仅不是关门(倒闭)，还成了“招财进宝”。船家忌“翻”、忌“沉”，因此“帆”叫“篷”，“盛饭”叫“添饭”。戏班忌“散”，“雨伞”叫雨盖、雨挡、雨拦、雨遮。结构是事物间关系(guānxì)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如就汉字结构来说，“休”指人靠在树上，“歌”是声旁形旁互补。“主-动-宾”结构的词序与人们通常做事的程序相同。所有的结构都应该能找到事物关系(guānxì)的“背景”。Behaghel（布哈格尔）于1932年曾提出他的第一定律（Behaghel’sfirstLaw）：在心灵上靠近的概念，在句法上也靠近。Givon（1985）也指出：两个概念在语义上或功能上越紧密，它们就越可能在词语、词素结构和句法上被靠近置放。如：a.我妹妹b.我的妹妹a.我女朋友b.我的女朋友“我妹妹”只能指一个妹妹，而“我的妹妹”可以指多个妹妹。“多个妹妹”的确定性不如“一个妹妹”，所以(suǒyǐ)必须带“的”。又如“我女朋友”是实际存在的女朋友，而“我的女朋友”可以是想象中的未来的女朋友。想象中未来的女朋友不如实际存在的确定，因此要求带“的”。同理，“女朋友”要比“女的朋友”跟“我”的关系近。［讨论］为什么“大高楼、小短腿”不能说成“高大楼、短小腿”？“高”跟“楼”的概念距离近，“大”是因楼高而大，大楼必高，高楼必大；故“楼”首先有高低之分然后有大小之分。同理，“短”跟“腿”的概念距离近，或腿首先有长短之分、粗细之分，然后才有大小之分。腿长、粗必大，大必长、粗；短、细必小，小必短、细。所以有“大长腿(*长大腿)、大粗腿（*粗大腿）、小短腿、小细腿”之分。如此，“高楼、短腿”与“大、小”有原因和结果的关系。属于事物本质属性的属性词离事物名词(míngcí)最近：小瓷茶壶*瓷小茶壶黑木门*木黑门加“的”后有凸显作用，不受这一规则限制：小的瓷茶壶瓷的小茶壶社会现实中的基本共同性，决定了认知的大致相似(xiānɡsì)性。现实世界有着基本共同的规律，反映这些外界规律所形成的认识，在全人类中就会大致相似(xiānɡsì)。尽管世界各民族思维的方法、过程、角度有差别，但基于基本相似(xiānɡsì)的客观现实，均存在大致相似(xiānɡsì)的认知。正是这种认知的大致相似(xiānɡsì)性，才使得全人类的不同语言之间有可沟通性，使得操不同语言的民族之间能够进行交流。传统上我们一般都说：思维没有民族性，全人类都一样。这样说未免太过于绝对，而应该是思维大致相似(xiānɡsì)说(王寅1998)。现实越相近，认知越相象。欧洲诸近邻国家之间的沟通就比与东方国家的沟通容易得多；而处于非洲原始部落的社会与现代社会之间的沟通却要困难得多；我国在50年代解放西藏时，确实费了很大的劲才使得那时还处于奴隶社会的西藏人认识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产生这些现象的根本原因就是现实差异程度所致。假使我们能够与太阳系之外的外星人取得联系(假如有外星人存在)，与他们之间的沟通一定要比与地球上的任何民族的沟通艰巨得多，因为外星人所生活的客观现实一定会与地球上的现实不同。现实经过思维后才与语言发生联系。二、任意性和理据性通常我们说音义结合的任意性或约定性，指的是能指和所指之间没有内在的联系。许多人从不同角度提出反证(fǎnzhèng)，认为用什么样的形式表示什么样的意义并不是或不完全是社会的约定俗成，而具有理据性或可推导性。人们首先拿象声词和叹词作为任意性的反例。实际上，索绪尔对此已有明确的回答。《教程》指出，象声词cuckoo（布谷鸟）“对能指的选择并不总是任意的”，像ouch（疼痛发出的声音）这样的叹词也证明能指和所指之间的联系不完全是任意的。但索绪尔同时指出，这类词不但“数量有限，而且对它们的选择(xuǎnzé)某种程度上也是任意的，因为这些词仅仅是对某些声音恰如其分的和差不多是约定俗成的模仿。”继而他又指出：符号任意性的根本原则并不妨碍我们在每种语言中把完全任意的即无理据的和相对任意的区分开来。有些符号是绝对任意的；而在另一些符号中，我们注意到的任意性虽然不是完全不存在的，但却存在程度的差别：符号可能是相对有理据的。（《教程》131页）绝对任意性（无理据的）即任意性相对任意性（相对有理据的）这说明索绪尔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