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文学翻译简介22岁时，徐志摩肄业于北京大学法科预科，随后便自费出国留学。先于1918年赴美国修政治经济学，1920年又转赴英国，不久即放弃伦敦大学的政治学专业，投身文学(特别是诗歌)的研习与创作，1922年秋回国，继续从事诗文创作并在南北方几个大学执教，直到1931年死于意外空难，结束了他36年短暂而浪漫的一生。不过，在一般读者和观众特别是“80后”的心目中，知道徐志摩也曾在文学翻译上下过功夫的恐怕不多。这位经受五四启蒙思潮洗礼的新诗人，虽说难当翻译家的盛名，却在文学翻译特别是诗歌翻译上做出过努力，也提出过一些自己的主张，在中国现代翻译史上留下了某些印迹，更有像“沙扬娜拉”、“翡冷翠”等带有独特的徐志摩标记的译词，至今仍留在我们的记忆中。而徐志摩一生的文学翻译及其跨文化交往，显然是与他青年时代的留学生涯分不开。他的留学生活虽不算长，留美整整2年，但主要是以政治经济学为业;留英也是2年，但转入剑桥皇家学院是赴英半年后的事，真正投身于文学则不过一年半，而这一年半的时间对徐志摩的一生具有决定性影响。它决定了徐志摩将以诗人作为自己的终身归宿，决定了他对西方文化和文学思潮的选择和接受方式，也大致限定了他文学翻译的对象范围和方式。在留英期间，徐志摩不仅阅读了大量的西方文化和文学经典，特别研习了英国浪漫派诗人的大量诗作，而且还借助某种特殊的机遇，直接交往和接触了许多英国文学和艺术界的精英人士，他们包括哲学家罗素、文学家哈代、萧伯纳、威尔斯、狄更生、卡本特、曼殊菲尔、福斯特、文论家瑞恰慈、奥格登、弗莱伊，以及经济学家凯恩斯、传记作家斯屈奇、汉学家魏雷和翟尔斯等，如果再加上他当时想见而终未得见(或后来才得以交往)的外国作家，人数则更多，也就不限于英国作家了，譬如还有意大利作家邓南遮、法国作家罗曼·罗兰、印度诗人泰戈尔，等等。这份长长的名单虽然不能说囊括了当时英国文化和文学界的所有精英分子，但对一个年轻的中国留学生来说，是不多见的。出身于19世纪末的徐志摩，对西方文化尤其是欧洲文化充满了敬佩之情，以崇拜、狂热来形容显然并不为过。他曾公开宣称自己具有强烈的英雄崇拜倾向，“我不讳我的‘英雄崇拜’。山，我们爱踹高的;人，我们为什么不愿接近大的?”(谒见哈代的一个下午)1918年，他去美国是立志要做中国的汉密尔顿的;两年离美赴英，又是冲着哲学家罗素去的。而留学回国后，他又于1925年和1928年两次西游，则不但尽可能地拜谒活着的文化名流，而且怀着同样虔敬的心情，一路祭扫已故名人的墓地。虽说向往西方文化是当时的潮流，但徐志摩能以与西方文化人士如此广泛而又集中的交往，也是足够令人称奇的。作为诗人，徐志摩的创作是从模仿西方诗人，主要是英国浪漫派诗人开始的。哈代、济慈、雪莱、罗塞蒂、布莱克，此外还有印度诗人泰戈尔，是他所崇拜并深受影响的诗人偶像;他还直接以那些他所崇拜的外国作家或艺术家为题材，写下大量具有浓厚异国情调的优美散文。作为近代著名国学大师梁启超的入室弟子，徐志摩的这些文章颇有乃师的风格，“笔下常带感情”，用其特有的浓艳夸张的文笔，为中国读者描述了这些西方作家的神情状貌。等到他做了文学教授，在北京大学的英诗课上，给中国学生讲英国浪漫派诗歌的时候，常常激情四溢，诗兴大发，特别是讲到雪莱时，“眼睛朝着窗外，或者对着天花板，实际上是自己在做诗，天马行空，天花乱坠，大概雪莱就是化在这一片空气里了”，给下面听课的青年卞之琳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卞之琳徐志摩诗重读有感)。虽然徐志摩的那些描述和分析，都带有某些共同的色调，投射了他特有的色彩，未必符合那些对象的原貌，但这些描述的内容和描述行为，本身不也可以看作对西方文化、文学和诗歌的一种译介方式吗?当然，徐志摩还直接译介了数量不少的西方文学作品，涉及诗歌、小说、戏剧等多种文体，其中尤以诗歌的数量最多。在36年短暂的生命和15年更短暂文学生涯中，徐志摩在写作、教书和新文学书刊编辑的同时，先后翻译的外国诗歌作品，涵盖了近10个国家的30多个诗人。他们包括读者熟悉的莎士比亚、哈代、济慈、拜伦、雪莱、华兹华斯、柯勒律治、歌德、席勒、惠特曼、波特莱尔、勃朗宁夫人、泰戈尔，还有读者也许不太熟悉的布莱克、安诺德、嘉本特、弗莱克、莫里斯、邓南遮、史文朋、D·罗塞蒂、C.罗塞蒂、维尔莫特、欧文·梅瑞狄斯，等等，仅由晨光编辑的徐志摩译诗集(湖南文艺出版社1991)——实际是一个选本——就收有7国23家诗人的53首译诗。此外，徐志摩还翻译了德国作家福凯的涡堤孩、法国伏尔泰的老实人、爱尔兰詹姆斯·斯蒂芬的玛丽玛利、英国曼斯菲尔德的曼殊菲儿小说集等小说作品和意大利作家邓南遮的戏剧死城，还有印度诗人泰戈尔来华访问所作的系列演讲词。同其他现代中国作家相比，徐志摩翻译的数量并不算多，但涉及面颇广，而且别有其味道。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