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诸子百家”看中国管理哲学“中国式管理”给我们出了一个大题目、出了一个难题，可能十年八年也不一定有定论，中国式管理不是过去时，也不是将来时，而是进行时。一个很完整的体系若干年后也许就会成立。借此我谈三点看法。第一，管理科学的发展需要建立企业家、专家学者及咨询界人士三方的良性互动关系。不管哪一个国家，企业管理要发展，都要有这样一个过程。超级强国一定有超级商人来支撑这个国家，中等有中等支撑，弱等有弱等的支撑。有强经济才有强企业、有强企业才有强管理，这个寄希望于中国的企业家。第二，教授、专家、学者是创造理论的，首先他要研究企业，才会去创造理论。我研究过大部分管理理论，都不是实践者创造的。我觉得理论家作用非常重要。但目前理论家的理论研究与中国企业管理实践相差很远，还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在大学里，教学理论的案例都是西方的。咨询界人士起的作用非常关键，他介于理论与企业实践之间，这种距离很适合去总结中国的管理理论。第三，要从总体角度全面研究管理科学。管理科学可从四个层面着笔。第一个层面是哲学层面。我们可以从中国古代的诸子百家中找到很多管理思想。第二个层面是专业管理理论。我听有的人说：中国的企业管理有观点无理论、有理论无体系、有体系无原创。中国的教授、专家有责任去开创这些理论。第三个层面是企业管理的相关制度。这既不同于文化，也不同于思想。有人说20世纪管理科学最大的贡献就是发明了有限责任公司的体制及适应这种方式的法人治理结构。恰恰是这种体系支撑了微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第四个层面是管理的工具、方法和手段。在这方面西方的管理学中有各种各样的理论。中国有没有？有。最有中国特色的就是大庆、鞍钢，但科学性比较差。从这四个方面看，我们有优势也有劣势。管理体系应该像一棵树，哲学层面是它的根。虽然很多方法我们不具备，可将来会有一个为世界所认同的中国式管理。我认为第一是东方智慧、第二是全球视野、第三是本土方案，具备这三点就可称做中国式的管理。在管理的“术”的方面，我们应注重洋为中用，以开放的心态，兼收并蓄、海纳百川；在管理的“道”的方面，我们应注重古为今用，从根本问题入手，开掘我们的宝贵文化遗产，将中国的管理思想推向全世界，造福全人类。我认为以中国古代传统的管理思想为指导，学习和借鉴西方现代的管理经验和方法，创造出适合自己企业的管理模式是一种较为可行的方法。中国古代较为重要的管理思想：整体性、系统性。这是中国文化的本质特征。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充分强调了宇宙间的整体性。这与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论的系统的、动态的、发展的认识论是息息相通的。整体性、系统性是企业管理最重要的哲学思想，是一切经营活动的出发点。在彼得•圣吉的《第五项修炼》中“系统思考”也被誉为发动机，可见其重要性。以人为本。孔子“仁者爱人”的仁爱思想，充分肯定人的重要性，所谓“仁者，人也”，仁是人的本质，是至高无上的伦理道德。孟子也说，“仁也者，人也”、“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以人为本”是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核心。重视战略。孙子说“上兵伐谋”，谋就是谋划，就是制定战略。权变思想。通权达变就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搞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孟子说：“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孔子说，“言必信，行必果，我饿然小人哉。”古代还有很多管理思想，不一一列举。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已经有了几百年的历史，在企业管理方面有许多著名的理论与学派，像泰勒、德鲁克、波特等。更重要的是在实践中积累了大量的经验，摸索出了很多的科学方法。而这些正是我们所缺乏的。毕竟我国的市场化程度还不高，真正意义上的企业也只是近十多年的事。中国不缺乏管理思想，欠缺的是经验与方法。如果管理者能够拢住人心，即便制度不健全，也能成就一番事业。制度多了，容易陷入文牍主义，不仅效率低下，而且繁琐的条文让人难以记住，权威性也大打折扣。如何看待中国式管理？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但是我更愿意表述为有“中国的文化印记”的管理。在这里，大家也许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我的管理主张中“西学为体，中学为用”的基本逻辑。也就是说，我个人认为中国式的管理，本身并不超越西方管理主张的要素设置方式、验证模式与操作模式，但是会在以下两点上表现出自己的特色：一是模式选择。在西方的诸多管理体系中，某些体系可能更适合中国人的心理特点和社会关系模式，至少我们可以看出，美国和德国企业的某些管理方式更为中国员工和管理者接受，而法国和日本则有比较大的距离。即使同在美国、德国的企业管理模式中，也不是所有的模式都合于我们的需要的；二是管理风格。在同一个模式中，中国人的人际合作特点，比如基于差序格局（即对于事物性质的判断，受到当事人与自己关系远近的影响）的人为特点，而在关系处理上，与欧美人相对比较格式化的特点比较，要求的灵活性更大。在我自己的企业实践中，对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