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年来，所谓的新疆文学，在我国的文学传统中一直处在尴尬的边缘地带，很难登大雅之堂的。然而，以多民族文化多元对流交叉的新疆文学开始受重视，并且为学者颔首、评论家默认中国文学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是最近几年的事，大概在大西部开发的新举措出台前后，人们对新疆文学的看法才开始发生了根本的转变。我于20世纪的最后一个夜晚意识到了话语狂欢：一个充满理性、规范、经验、秩序的独尊话语时代宣告终结，随着旧的话语体系和等级结构的消解，接踵而来的是新的独断和专制。在世纪末的千纪年转换中，迎来了多元格局的话语喧哗时代，以旧的独尊话语和新近孕育的政治话语、文化机构的制度话语、出版系统的消费话语、作家们热衷于餐桌边的性话语，构成了新疆文坛空前混杂的现实图景，而新疆作家们在自己的话语操作中误读了现代性的历史语境和文学意义。所以，我不能以边缘性批评的位势，片面地解构新疆文学的过去、现在与未来。我的批评，将重建新的学术规范，进行批评策略、科学的方式和自我检视，营建更合理更宽泛的批评形式，重铸更健康宽容的批评主体品格。我知道，以杨牧、周涛、章德益、洋雨、东虹、李喻、高迥浩等为代表的新边塞诗人们曾给新疆带来过文学辉煌，对这一时期的"边塞思潮"与"边塞情结"的弄虚作假的价值，应该是以其是否有创造性和开拓性为审美标准的。时过境迁，由于边新塞诗人没能对固有的文学传统进行扬弃和革新，吸收并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没能再建自己的独创性，而是怀着固步自封、抱残守缺的写作态度，陷入更庸俗化或泛滥成灾的抒情时代，这给新疆的文学创作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弊端和危机，显得非常可笑。克洛德·西蒙说过："如今人们所从事的艺术创作是一场战争，成败无关重要，至少在理论上可以这么说。但学者们具有小孩子的某些特征（我认为艺术家也一样），他们和小孩子一样喜欢获胜，喜欢得到奖励。"如果从弗络伊德性学论的角度来分析一下组成这种满足心情的多种成份，人们的注意力除了集中在现实人事外，还看看这个社会的阅读气氛是否令人断气。所以，我在跟新疆作家的交往中，曾无数次地提到过作家的写作态度，好在新疆作家们都知道尼采、柏格森和福柯，是他们以科学的人文态度，清理并理顺了十六世纪以来的笛卡尔、拉康和萨特特等哲学家的陈词滥调：对规范的逾越，对理性的抗争，对超验性的拒斥，对诗意的渴望，对极端体验的迷恋。克洛德·西蒙的《弗兰德公路》是这样结尾的："静止不动的天空下呈现出一片荒漠无人，空空洞洞的景色。停顿，冻僵的世界风化，剥落，逐渐成为碎片崩溃了，像一座无用的被废弃的建筑任凭时间通过缺乏条理，漫不经心，客观自然的作用把它毁灭。"在新疆，后于"新边塞诗人"的青年作家们，只着眼于当下的现实人事和思维维向度层面上，没能重现抗议的激情，让沉默的文学反叛精神恢复它的呼唤，暴露那些理性漫长而隐密的道德禁锢，像尼采一样，让思想者的尖叫，闪电般地划破理性的夜空。然而，新疆作家们仿佛像一群失宠的佛教徒，仍在凝视着死亡之海上空的星光，好像楼兰古城街道上到处是野驴、骆驼和成群结队的乌鸦。福柯告诉我们，历史不再是统治者、英雄、帝王、国家机器、战争周旋于其中的盛大舞台，相反，历史表现为支离破碎的纷乱细节，福柯勾勒了诗人、疯癫、小偷、流浪汉、倒错、反常、罪行、逾规者的曲折而隐密的历史，在这种历史中，总是蕴涵着无穷无尽的争斗，历史不再是是一种纯粹的时间线索贡硐治恢秩λ拇Τ雒坏目占洌φ俏谱欧桉病⒆镄、倒错组织了各种各样的禁闭和生产形式，组织了各种各样的知识和真理形式。然而，新疆作家只关注于新疆的山川与河流，奇特雄浑的地域风貌，视野的局限，学理的不足，知识结构的老化，使他们不是写村庄和驴，就是公马和母鸡，他们的视直觉还没有深入到人文历史的每一个角落，以独尊的令人着迷的抒情话语，构成一种枯燥单调的话语体系，既不是愤怒，又不是抗争，既不是忧郁，又不是欢乐，既不是哲学，又不是诗篇?br>在新疆文学界，尽管有不景气的一面，但毕竟存在一种超越现实的精神生活，这种精神生活就像一种顽强的抗议，虽然它受到诽谤或嘲讽，有时还受到迫害。当然，我还不至于愚蠢到狂妄自大或不了解文学领域中任何选择都有争论。在新疆，许多作家现在已经年迈，或已经死去，或正在死亡，他们的前半生像秦始皇时代的臣民一样经历了苦难而动荡的岁月。周涛之后的刘亮程，是出自嘲弄或因轻易取胜而洋洋得意那种偏狭的心态，他正在向人们宣告农民的权力话语，我把他的散文视作一种自我否定、压抑、禁忌性的阐述，这种农民式自顾不暇的权力话语，给人一种窒息、收缩、丧失自由的感觉。在描写一个人的村庄与牲口时，权力话语就扮演了这样一种暴君角色，这种权力意识在本质上同国家模式、集权模式、统治模式没有太大的差别，判别只是在于，刘亮程的权力和捕捉的对象具有弥散性、更小型化、更隐密，它的实施对象更边缘化，处于一般历史之外，这是一种无处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