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禹锡散文的分析刘禹锡的散文无论在质量上还是数量上都有相当可观的成绩。其传世的近千余首诗文中，文的创作近三百篇，占总创作量的三分之一。刘氏的散文在议论方面，大都说理透辟，论证充足，词锋犀利，雄健流畅，记叙与描写方面又能做到文情并茂，生动感人。正如柳宗元所说刘禹锡的散文“隽而膏，味无穷而炙愈出”。除一些应酬公文之外，不管是长篇巨论或精简短小的作品，多数意味深厚，引人人胜。就现有分析成果来看，对于刘禹锡的散文分析还只是一些单篇论文，其中较有代表性的分析成果主要是1995年唐骥在宁夏大学学报上发表的刘禹锡散文略论[1]，1998年马来西亚学者林水在唐代文学分析上发表的刘禹锡散文成就[2]，2007年章放在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上发表的体式风潮个性――刘禹锡散文新论[3]，以及2010年福建师范大学苏文根的硕士毕业论文刘禹锡散文分析[4]。而这些论文从刘禹锡散文的风格、思想、成就方面论述刘禹锡散文的价值，都有一定的学术意义，当然也有有待商榷的地方。综合历代大家和当前学者对于刘禹锡诗文的分析，目前对于刘禹锡散文的发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1、刘禹锡生平、年谱的编纂对于刘禹锡生平年谱的考察始于20世纪30年代，1931年子葵在南风上发表的刘禹锡对其生平作了系年，之后对于刘禹锡生平的分析开始深入，1960年敬堂发表了关于刘禹锡生平的一些问题，1963年又出版了刘禹锡年谱(简编)，同年，中华书局出版了卞孝萱先生编著的刘禹锡年谱，对刘禹锡生平经历和大部分诗作作了系年，由此掀起了对于刘禹锡编年分析的热潮，在此基础上产生了一大批相关论文，如吴在庆卞著<刘禹锡年谱>辨补[5]等文。此外，近年来在所出版的刘禹锡文集，全集，评传等著作中逐渐将刘禹锡生平年谱附录，进一步完善了刘禹锡年谱的编辑考察，如2003年由陶敏、陶红雨编著的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6]就是这方面的佳作。综合历年来对于刘禹锡年谱的编校整理，问题主要集中在刘禹锡的籍贯、家世和年龄上，其争议的原因在于史料记载的差异，首先，对于刘禹锡的籍贯，旧唐书本传称为“彭城人”，而新唐书本传则称：“自言系出中山。”彭城在今江苏徐州，而中山则是今天的河北唐县，由此引发籍贯的争议。其次，关于刘禹锡的家世，在刘禹锡的子刘子自传中自称系出“汉中山靖王刘胜”，后有以胡姓“刘亮”为七代祖，前后不一，而产生矛盾。再次，关于刘禹锡的年龄，旧唐书本传称“会昌二年七月卒，时年七十一”，而新唐书本传则称“卒于七十二”由于记载的不同而一度引起学者的论战。2、交游情况的考察刘禹锡一生为官，历经数朝，宦海沉浮，期间和大量文人、政客有交往，而对于刘禹锡交游情况的考察除了依据刘禹锡年谱外，还有一些专门的论文论及，如卞孝萱的刘禹锡交游新考[7]，瞿蜕园的刘禹锡交游录[8]以及一些单篇论文，这些分析将刘禹锡的交友活动主要集中在柳宗元、白居易、元稹、韩愈、武元衡、令狐楚、裴度等人身上。柳宗元与刘禹锡“二十年来万事同”，被看做是与刘禹锡交游最为紧密的人，分析二者的文章也最多，从现有期刊上来看，相关论文十余篇，如卞孝萱试释“二十年来万事同”――刘禹锡与柳宗元交游小考，张春山珠联璧合两知己――论柳宗元与刘禹锡的友谊、陈琼光柳宗元与刘禹锡的关系等，而值得一提的是2010年汪政在安徽文学上发表的刘禹锡、柳宗元散文题材比较更是在刘禹锡与柳宗元的交游的基础上将二者在文学上的成就加以比较分析，从中展现相同贬谪经历给刘柳二人带来的影响。此外，刘禹锡与韩愈的关系一直都是学界分析的焦点，在刘禹锡的祭韩吏部文中，感人至深的将韩愈的一生加以颂扬，但真实的情况又是如何，卞孝萱的刘禹锡与韩愈――<刘禹锡的交游>之一陈克明略论韩愈、柳宗元、刘禹锡的友谊和分歧等，都从史诗的角度探求他们之间真正的关系。3、作品真伪的考辨对于刘禹锡散文真伪问题的考辨主要集中在千古名篇陋室铭上，因为此文在文苑英华和唐文萃上都没有收录，前代各种版本的刘集也没有收录，仅见于清人所编古文观止，所以后人对其著作权提出异议。反对之声首先来自卞孝萱，他在1963年出版的刘禹锡年谱中提出陋室铭非刘禹锡所做，1979年于北山引用北宋释智圆闲居编中的材料，也认为此非刘氏所出。赞同陋室铭为刘禹锡所做的主要以吴汝煜为代表，吴汝煜在他的谈刘禹锡的陋室铭中也提出，虽然陋室铭不见于前代各本刘集，但他以刻石和碑帖的形式流传，其可靠程度决不再本集之下，并从陋室铭的思想内容、刘禹锡的经历和诗歌作品找出根据加以佐证。一时间，学界对于陋室铭的真伪以及归属问题展开的激烈的讨论。而随着陋室铭真伪问题的产生和升温，也带来了一系列相关讨论，其中最主要的则是对于陋室铭中“陋室”所在地的考辨，但是上述这些由于没有明确的史料记载，所以尚难定案。除了散文真伪问题的考辨外，刘禹锡的一些诗歌也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