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PAGE\*Arabic\*MERGEFORMAT4页共NUMPAGES\*MERGEFORMAT4页民主政党的社会学思考在任何形式的社会生活中，领导（leadership）是一种必要的现象。科学的任务不是研究这种现象的好与坏，或者哪一种占主流。事实上，任何形式的领导体制与民主的最基本要件之间都是不相容的，对这种不相容性的揭示本身就有着巨大的科学价值。如今我们已经认识到，寡头政治之所以有其历史必然性，正是立基于一系列经验事实。与所有其他科学规律一样，社会学规律来源于经验观察。然而，为了剥除我们的原理中那种纯粹的描述性特征，使该原理具有一种可以将公式转变为规律的分析性解释地位，仅仅从某一单一的视角考察那些取自经验的现象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研究造成这些现象的决定性因素。这始终是我们所要承担的任务。如果我们先不考虑领袖总是倾向于组织起来并积极维护他们的利益这一事实，也暂时不考虑被领导者对领袖心存感激，以及大众在总体上表现出的缺乏活力、消极被动，我们便会得出如下结论：民主政党中之所以会出现寡头统治，最重要原因在于领袖在技术上的不可或缺性。在这一过程中，由于政党组织内部的功能分化，领袖日益从大众中脱离出来，这使得他们具有了许多特殊的质素。起初，领导人是自发产生的；他们的作用仅仅是附属性的，也不领取薪给。然而很快他们便成了职业领袖，正是在这一阶段，领袖群体变得稳定而且不可动摇。看来，对寡头现象的解释在一定程度上是心理学意义上的；也就是说，寡头统治起源于政党领袖在他们生活经历过程中的心理变化；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寡头统治还建基于我们可以称之为组织本身的心理的东西，即它以某些策略上和技术上的必要性为基础。这是每一个组织严密的政治联合为实现自身团结所带来的必然结果。要而言之，政治党派（这里的“政治”一词是在其最宽泛的意义上使用的）的基本社会学规律可以用下面一段话来概括：“正是组织使当选者获得了对于选民、受委托者对于委托者、代表对于被代表者的统治地位。组织处处意味着寡头统治。”任何政党组织都代表了一种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寡头化权力。选举人和被选举人的存在是一种普遍现象。而且，我们总是发现当选领袖具有对于选举他们的大众几乎不受限制的权力。这一寡头结构窒息了民主的基本原则。真可谓受压迫者正是应该接受压迫的。对大众来说，现实与理想之间的这种本质差别始终是一个谜。社会主义者经常真诚地相信，新上台的政治精英比起原来的政治精英将能够更好地坚持他们的信仰。大多数民主派人士特别是德语世界的工人阶级始终不渝地认为，领袖是大众利益的忠实代表。然而这一观念实际上是一种由虚假的解释所制造的幻觉，它不过是一种海市蜃楼罢了。阿尔丰斯·道德特（alphoedaudet）对这种现代的堂吉珂德主义者做了极为精彩的分析，他描述了坚守tarascon勇敢的指挥官（bravcommandant）布拉维达（bravida）在看到南方天空中那轮火红的太阳时如何逐步使自己相信，自己已经到过上海，并经历了各种各样充满英雄色彩的冒险活动。[1]无独有偶，现代无产阶级由于长期受到智识上优于大众的那些能言善辩的人的影响，最终使自己相信，通过蜂拥去投票站投票，将自己的社会和经济事务委托给代表，就可以保证自己直接参与的权利。民主体制中寡头统治的产生是机构上的必然结果，它反过来也对组织产生影响，无论这种组织是社会主义者组织甚或无政府主义者组织。哈勒（haller）早就指出，社会生活中的支配与服从关系是大自然本身所造就的。[2]民主和革命政党中领袖至高无上的地位必须放在现在和未来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加以考察，虽然只有少数特殊人物才能够充分意识到这种现象的存在。除非在抽象的意义上（iatracto），大众决不可能进行统治。所以，我们这里所要讨论的问题并不是理想的民主是否具有实现的可能，而毋宁是要讨论民主在何种意义上以及在何种程度上是可欲的、可能的、以及在特定的时刻是可以实现的。只有以这样的方式提出问题，我们才能认识到政治作为一门科学所面临的基本问题。正如松巴特（sombart）所说的，要么是由于视而不见和盲信以致于看不到民主的潮流每天都在不可否认地向前推进，要么是由于幼稚和缺乏批判眼光以致于无法理解任何秩序和文明都必然表现出贵族统治的某些特征这一事实。[3]由于缺乏足够的心理学知识，导致社会主义者犯了一个最为严重的错误：他们将自己对现实的悲观主义与对未来带有玫瑰色的乐观主义和过分自信混为一谈。从现实主义角度审视大众的智识状况必然使我们认识到，即便我们并不否认提高人类道德境界的可能性，但我们无法对政治领袖和哲学家赖以推行他们社会重建计划的人类现实条件持过分的乐观态度。在人类能力所允许的时间范围内，乐观主义只是乌托邦思想家们的专有特权。与工会组织一样，社会主义政党组织是社会生活的现实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