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PAGE\*Arabic\*MERGEFORMAT5页共NUMPAGES\*MERGEFORMAT5页品味北京会馆文化北京福慧慈缘文化会馆北京会馆文化的历史渊源北京会馆（assemblyfortowniesofbeijing），原本含义有二，其一是指旅居异地的同乡人在京城共同设立的机构，建有馆所，供同乡同业聚会、寄寓之用的馆舍。其二是指同业商人相聚议事、交易之场所。迄今所知最早的北京会馆是建于明永乐年间的北京芜湖会馆，是在京任工部主事的京官俞谟（安徽芜湖人）于明永乐年间（1403年～1424年）在前门外（长巷上三条胡同）买地建造的，作为亲朋寓居或涉足商界活动的洽淡场所。之后的数十年间，各省在京师纷纷以建会馆为时尚。这些会馆大体有三类：一是为官绅乔寓之馆；二是既为官绅又为科举士子住居的馆所；三是专门为赴科士子住读之所。一、二两类在北京内城，第三类建在京师外城。当时外省行邦云集正阳门、崇文门、宣武门外，开拓商市，为解决洽淡场所，工商会馆在京城率先兴起，并成为京师南城的民居建筑。北京南城会馆林立，被世人誉为会馆区域。北京自元代开始成为统一国家的“首善之区”，然而自隋唐始的科举拔贡制度，到了明清时代才有了新的发展，北京会馆的大批兴建，则是明清以后的事，这与当时科举制度的发展和商品经济的繁荣有着密切的关系。隋唐以来各封建王朝均设科考试选拔官吏，明清时尤盛。鼎盛时代“学而优则仕”之风，将各省举子刮进了京城，京城的异乡客从明代开始渐渐地多了起来。在京城举行的三年一次的会试，各省的举人皆可应考。会试录取的贡士，还要参加皇帝亲自策问的殿试。所以，早在宋元时期，民间已有“状元店”，是专门接待举子的客店。明清时北京的一些民户也出租单间客房，以供来京考试的举子食宿，称作“状元吉寓”。这些店寓房金昂贵，一般贫寒的秀才是租不起的。所以，举子们迫切盼望能够有一个初次来京即能找到的、凭借乡谊能相互照应的同乡住处，于是北京会馆便如雨后春笋般地应运而生。会馆中川流不息的暂住人口通过京师的文化集聚效应和政治辐射功能有效地把本邑文化带到了北京。明嘉靖、隆庆至万历仅仅五十年左右的时间，北京城已建有各省会馆。清入关后，科举制度进一步发展，进京应试的秀才每次都有上万人，而康熙、乾隆两朝大事修书，《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等大型类书均是此时问世，来京修书的文人逐渐增多，因此，乾隆、嘉庆两朝是北京会馆发展最快的时期，至光绪年间已发展到四百余所。总的来说，一个地区经济文化越发达，其在京的士人数量就越多，其士群体的地域划分就越细，体现在会馆上就是各省的总数和会馆名称的细化。据乾嘉时汪启淑《水曹清暇录》载：“数十年来，各省争建会馆，甚至大县亦建一馆，以至外城房屋基地价值昂贵。”又据近代徐珂《清稗类抄》载：“或省设一所，或府设一所，或县设一所，大都视各地京官之多寡贫富而建设之，大小凡四百余所。”因清政府有满人居内城，汉人居外城和内城禁喧嚣等规定，所以清朝时代遗留在内城的会馆逐渐废除，而南城正阳、崇文、宣武一带的商业繁华区则成为会馆最集中的地方。所以，康熙、乾隆时期，北京掀起兴建会馆热的时候，各省、府、县便将注意力转移到外城去了，而外城直到民国时候，还有新的会馆修建。据统计，民国时期北京尚存的会馆有402所。北京会馆的建立主要有三种情况。一是在北京的本籍、本行业工商业者集资兴建，借以集会、祭祀、酬神，联络感情，开展业务活动，《清稗类钞》“谓商业中人，酬资建屋，以为岁时集会及议事之处，谓之公所，大小各业均有之，亦有不称公所而称会馆者。”二是本籍在京官员捐建，这些京官一般都是原来的举子，他们深知本籍距京遥远，来京应考之艰难，自己一旦做了官，也就乐于捐助建馆。三是本籍的地方官和工商业者资助建立，他们是前两种情况的综合。许多会馆除了接待举子应试之外，还兼作本地官员来京时的招待所。会馆建立的初衷是“崇乡谊，敦信义”，以各地优良的传统文化，为立身立业求利之本，通过定期或不定期的集会，互相劝勉，彼此鼓舞，共同进步。会馆的规模则因各地旅京人士的经济实力和热心程度而各有不同。大的有四五进院落和几层跨院，有的还建有聚会、宴筵的会所，祭神仙、祭魁星、祭乡贤的庙宇，有的会馆附有花园、游廊，还有的建有戏台以为聚会演出助兴之用，如果再加上各种各样的附产、其规模就更大了。北京会馆是开放性的，对本乡本土人士，不分贫富，都给予服务；对乡土以外的文化，不分地域的差异，做到融合互济，这就使会馆的管理富有创新精神，不是世人理解的“崇乡谊”的狭隘与自封。会馆以积极进取的精神，既保持传统，又适应社会发展需要，体现出自己独有的作用和存在的必要性。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推行学校教育，科举制度废除，但一些学生来京投学还是住在本乡的会馆里。民国成立后，乡间的政客和失业者来京投靠北洋政府，依旧常住会馆